广州：恐艾阴影下的“同志”

　　与Robert的丧偶“自由”相比,28岁的阿达觉得自己更辛苦。　　这个来自梅州的“同志”警察,在广州工作了5年,现在过年最怕回家,“被爸妈逼婚、安排相亲,烦死了”。　　作为家中的唯一男丁,他有“继承香火”的义务。但他对女人实在提不起兴趣,“更不害人”。　　结不结婚,这是一个横亘在每个“同志”面前的问题。　　据中国著名同性恋问题专家张北川估算,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大约有2000万,由于受到社会压力,其中80%最终不得不与异性结婚。这样算来,中国约有1600万个“同妻”。她们不仅不能得到性生活上的满足,很多还要遭受冷落、白眼、漠视和家庭暴力。　　在广州同志亲友会举行的座谈会上,曾有“同妻”现身说法,痛哭流涕:“跟丈夫结婚十几年,一直对我很冷淡,无意中看到他的网络聊天记录,才知道他在外面乱搞男人!真想离婚,但孩子还小,我怎么办呢!”　　“同妻”的无辜之痛,除了难于启齿的性与情难得满足、丈夫的同性恋身份,还在于潜在的艾滋风险。　　广东省疾控中心艾滋所专家何群对广州地区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400名男“同志”中,5.2%感染艾滋。而有34%自认是双性恋,有双性恋行为的人则更多。这意味着,男“同志”人群不仅自身感染率高,而且成为艾滋病在两性之间传播的“桥梁人群”。　　以公开支持同性恋儿子而闻名的广州同志亲友会会长吴幼坚最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不懈地宣传,反对同志与异性结婚!”这位妈妈激烈地说:“不能因为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你要传宗接代,而去让另外一个女孩或男孩和他的父母来为你承担,你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一辈子只有几十年,不要去伤害另外的人!”　　对于吴妈妈的建议,“同志”网友意见不一,有人支持,“同志别害人”；也有人诉苦,“实在无法面对父母的期盼眼神”。阿达的最新打算,是找一个“拉拉”(指女同性恋者)登记结婚,组成“形式婚姻”,逃避父母的逼婚和亲友的追问。　　3　　干预他们,基本不成功?　　近年来,长期被隐匿的男同性恋话题正逐步浮出水面。　　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6章第160条的“流氓罪”条款,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以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为起点,同性恋在中国经历了非刑事化和非病理化的过程,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也日渐宽容。　　对于“同性恋是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说法,同志群体态度有些矛盾。一方面,以“防艾”为切入口,容易引起社会对同志人群的关注和同情；但同时这也可引起新的歧视。　　这几年,男同性恋的防艾问题越来越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在中盖基金等国际基金的支持下,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同志草根社区组织,由疾控中心指导进行同伴教育。　　在广东,珠三角7市和清远、肇庆等地已经建立“男男同性性行为”宣传教育和高危行为干预机制。广州地区就有4个知名的同志社区组织:广同网站进行网络干预,朋友公益组织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智行基金会主要做桑拿、酒吧、公园等场所的干预,而同志亲友会则提供亲属情感支持。　　但多名防艾专家认为,目前的干预效果基本不成功。从感染率来说,广州同志感染率看从2006年的3%左右飙升到7%,而深圳则升到12%。很多宣传教育只是发发套、做做小游戏,最后同志群众知晓率高,但实际带套率低下。为了争夺基金支持,各个同志社区组织还存在互相争斗的不利现象。　　何群认为,必须检讨目前的同志防艾机制,从关键人群入手,进行防病、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全方位的干预。Robert则呼吁,同志人群必须洁身自好,减少性伴侣,提高带套率,才能远离艾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