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隐形同性恋者达数百万 艾滋防控处盲区

　　“开往韶关的班车到了，请旅客抓紧时间上车。”11月28日下午，站在东莞市汽车总站安检口前的小乐和小斌——两个年少的男孩紧紧抱在一起。听到广播后，小乐把行李递给小斌，然后迅速在小斌的嘴唇亲了一下。小斌上车后，小乐拨通手机继续和他道别。　　一位检票员见到两个男孩卿卿我我的举止，不由皱了皱眉。当小斌把票递给他时，检票员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示意小斌直接进候车室。“不知道他(小斌)有没有艾滋病。”检票员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　　作为男同性恋者，小乐和小斌所属群体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高危人群。　　同性恋难被理解　　小乐和小斌的亲密举动引来不少旅客异样的目光。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眼光，但小乐还是匆匆离开。　　在小乐眼里，“SSL秘密G地”才是属于他的地方。他与现在的男朋友小斌便是在东莞的这个同性恋聚会上认识的。　　小乐很小便随父母从湖南来到东莞，一次偶然机会，小乐认识了同为新莞人的小斌。让他们感情迅速升温的，除了类似的生活经历，还有共同的性取向。不久，小乐跟原男友分手，跟小斌走到了一起。　　11月20日，南方农村报记者在东莞的一间酒吧里第一次见到了小乐。他的打扮跟时下的年轻潮人没什么区别，惟一不同的是右耳多了一颗耳钉。他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一般在家里和上学时间，他都会卸掉耳钉。不但家人不知情，关系不是很密的同学也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社会主流未能接受他们，是小乐一直没有勇气“出柜”(向外界公开性取向)的主要原因，虽然法律已经为他和小斌之间的拍拖行为“松绑”。　　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鸡奸罪”剔除，两个成年同性之间发生不存在金钱交易的自愿性行为不再是一种犯罪。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　　对于同性恋现象，目前人们对其存在认识上的鸿沟。在小乐等同性恋者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自由。小乐和小斌在不同的城市上学，两人每周只见一次面，但两人感情一直很好，每次分别小乐都目送小斌上车。　　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同性恋是一种变态心理。今年11月初，“SSL秘密G地”组织者之一的小C在新浪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招来了许多人的口水。这让他感到很痛苦。“为什么说我是小丑呢？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喜欢自己喜欢的人，并没有打扰别人。”小C说。　　自组团体防艾滋　　由于无法承受公开身份后可能出现的巨大社会压力，在中国，绝大部分同性恋者选择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据估计，现在全国“地下”活动的同性恋者数以百万计。　　卫生部昨日通报，截至2010年10月底，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万余例。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性同性性传播上升速度明显，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5.9%上升到2009年的8.6%。云南、广西、河南、四川、新疆和广东6省区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数占全国报告总数的77.1%。　　抽样调查显示，在我国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感染率为1%-5%，男男性行为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较一般人高出45倍之多。但由于同性恋者活动较为隐蔽，其长期成为艾滋病防控难度最大的群体之一。　　“SSL秘密G地”聚会由东莞某高校4名大学生组织，是一个约40人的同性恋群体，参加者包括城市白领、打工一族。团体的发起者小吴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近年来在东莞，像“SSL秘密G地”这样的同性恋群体不断增多，除了为同性恋者搭建交流平台外，预防艾滋病是其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小吴认为，男同性恋作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将其纳入组织形式，不但可以让他们实现自我保护，也使其避免了可能暴露身份的风险。　　近年来，像“SSL秘密G地”这样的群体在中国不断“浮出水面”，中山大学学生社团“彩虹社”等同性恋组织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