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我10年前就公开我是同性恋,你们现在才来采访我。 当记者拨通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手机,关用略带愠怒的声音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显然,这是一个
白先勇:我想那是天生的 白先勇语录
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为什么都要每个人都一样?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
从来没有一部法律,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根灭人性中同性恋这个部分。
我并不认为有抬高同性恋的必要。
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越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至今都存在的一种现象。
国际知名的白先勇是位勇敢的同性恋者,在大陆,他很少谈及自己同性恋身份,但在香港、台湾等地,他都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同性恋组织与社会活动中。譬如,担任香港同性恋文学评委,而他自己也长期从事同性恋文化方面的研究,他的《孽子》 、 《树犹如此》 、 《贾宝玉的俗缘》 等文章都是在深入探讨人类社会的同性恋文化。文/慕容非
白先勇做客艺术人生的时间用很长的话回顾了他的"好朋友"王国祥,虽然央视对这个话题非常回避,但是白王半个世纪的生活是无法回避的.王是科学家,最后因患白血病去世.在生病期间白先勇跑遍全世界为他找治病良方,最终却无力回天.在艺术人生,白先勇用败得"一败涂地"形容当时的感觉,足见两人感情之深.
“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般侵袭你的身体和心灵时,你跟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惶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不愿意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们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
可以看出,白先勇与所有的同性恋者一样,曾一度独自躲在自己矛盾的精神世界里,一个有些黑暗,凄冷、幽闭的“国度”。
2005年春,白先勇率领青春版《牡丹亭》剧组到北京高校进行巡回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如此高密度地接受来自媒体的采访,几乎每天有五六家媒体要求专访。可能已经很少公开亮相的缘故,大陆一些年轻记者并不是特别了解白先勇,说起他的父亲和小说,大家都多少知道一点,关于他更详细的背景,大家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一家知名的周刊记者前往专访他,谈及生活部分时,这名记者很奇怪地问道:“请问你为什么没有结婚?”白先勇笑了笑,回答道:“你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第一场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全场集体起立,以长时间的鼓掌。
说“不是”的认为他看上去“不那么像”,大概内心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说“是”的认为他“怎么看怎么像,压根就是一个翻版的贾宝玉”。
白先勇所要面临的社会现实,“同性恋”在大陆仍然是一个介于开放与半开放的境遇。白先勇本人也很少主动和媒体谈起自己的同性经历,当然,他往往会通过另外一种渠道来表述,比如,通过谈中国古典的习俗与文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笔者原本想以《树犹如此》那篇文章作为“友谊”的由头,来比较缓和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他通常以微笑来回答。他的助理郑幸燕女士说:“白先勇先生其实是个蛮开放、大胆的人,也没有什么话题禁忌。” 我想,如此看来可能与当时的交流气氛有关。
事实上,白先勇在这么多年来,为同性恋问题,做了大量的文化普及性的工作,他的论述性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他曾说过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基督教比较宽容,天主教最厉害,教宗到今天还不肯松口。最近发现他们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神父都是同性恋,而他们对同性恋又谴责得最厉害。”
与此同时,他还在大学开同性恋系列讲座课程,参加许多关于同性恋的公共活动……
对于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花花公子》杂志曾经访问过白先勇,问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的是:“我想那是天生的。”
在他写的 《寂寞的十七岁》里,杨云峰十分害怕女孩子,他骨子天生有一种对女性的畏惧和抗拒,这种性格或许也是白先勇对自己的写照。
跟大陆不同的是,台湾的中学大都采用的是男女分校,同性同学之间经常是形影不离,而对于异性,他们却往往因陌生而产生畏惧。这些社会隐私都为同性同学之间产生暧昧情感关系提供了的基础,尽管,这种情感往往都是过渡性的,但却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他那篇名为 《树犹如此》的文章里,就详细记述了他和王国祥之间长达数年的深情厚谊。他与王国祥十七岁认识,那时他们都在建国中国念高二。白先勇说他们“一开始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文字虽用得隐晦,知道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白先勇追求的是文学艺术,王国祥是一名科学天才,虽然方向不同,但彼此相互理解与扶持。由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曾因资金问题一度陷入困境。王国祥二话没说,拿出自己的奖学金来维持杂志的出版,对于六十年代而言,这笔每月四百美金奖学金可是一笔巨款。但不幸的是,王国祥最后得了再生性造血骨髓坏死,这是一个非常难治的病,白先勇也为此东奔西走,几乎访遍了美国大大小小的医院,连街头简陋的小诊所也不放过,甚至还到中国大陆寻找偏方,背回两麻袋气味刺鼻的草药……
一九九二年夏天暑假,白先勇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王国祥,住到了美国加州的艾尔蒙家里,八月十三日黄昏,王国祥的心脏停止跳动。
白先勇写道:“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刹那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白先勇有些伤感地说:“我花了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血,来打这场仗,但最后我们还是败了,一败涂地。”在白先勇写的那篇纪念文章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与王国祥之间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依恋。
白先勇承认在爱情关系里,肉体的结合是一种宝贵经验,但有时候,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之间,超肉体的、精神上的结合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很宝贵的。
正如荷兰专家彼得·德鲁克尔说:“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里,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都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关系—就是说性的关系。”
陈丹青:“我真希望我是(同性恋)”
陈丹青在纽约旅居18年,与纽约的杰出华人往来甚多,其中不乏优秀的同性恋者,这亦使得陈丹青对同性恋者有与众不同的判断。文/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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