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人权调查：一个比“艾滋”更弱势群体

　　何清濂教授评论说, 变性人成为女性后又想做男人,说明医生诊断、甄别有误；在逃犯轻易就获准变为女人,说明医院的审查手续形同虚设。　　一般来说，侦查机关掌握了犯罪人确切的体貌特征后就可以按这个体貌特征来抓捕犯人。目前整容技术的发展将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小困难，给罪犯增加了一种逃避打击的手段，并成为当今国际上犯罪分子反侦查的一项重要手段之一。当今很多恐怖分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逃避反恐组织的侦查。　　更有一些医院,单纯从手术收入考虑,为欲通过变性后利用“人妖”身份牟取暴利者开方便之门,极大地损坏了变性医学的社会形象。针对此,何清廉教授呼吁:“有关部门该出手管管了,别让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我国变性手术事业走向歧途。”　　在某种程度上说，易性病患者是一个比艾滋病患者更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何教授沉重地说：“希望相关法律能够尽快出台，这不仅仅是挽救变性手术这项刚刚起步的医学事业，还能挽救那些身心俱受折磨的易性病患者。”　　何教授认为，相关法律应该指定专门的医院、医生做变性手术。合格的颁发许可证书；不合格的，严厉禁止做变性手术，否则就是违法，要受法律的惩处。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对变性手术过程中出现的事故，有监督、调查的权利。那些在手术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易性病患者，可以到监督部门来投诉，监督部门对患者负有主持公道和保密的义务。　　变性人后悔怎么办？　　在成功接受变性手术后，刘昌福在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首次返回到了老家四川泸州。　　与几十家媒体热捧追逐和公安机关顺利为其办理变更身份证明手续相比，已经正式改名为“刘爱丽”的刘昌福在回到“娘家”时遭遇了亲人的冷遇。在得知“女儿”即将回家的消息后，刘昌福年逾八十的老母亲大门紧闭，在村干部连续不断的敲门中，才慢腾腾地打开家门，很无奈地接受现实。此外，刘昌福兄妹七人亦无一人前来探望，这令刘昌福颇为沮丧。　　在经历半年时间的短暂人生转折，刘昌福从一个平凡的男人变成了不平凡的女人。“从生理上来看，刘昌福已经是一名女性。但其实最艰难的还是心理转变和社会认同。这不仅需要社会对这类边缘人群给予更多的宽容、帮助与关爱，同时，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平稳过渡的方式，让她回复到自己本来的状态，最终回归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中去。”对此，国内知名的性别障碍专家、刘昌福性别再确认工程总指挥田亚华如是说，“手术刀只能完成生理上的变化，还要对变性人进行心理辅导和形象设计，这应成为完整的再造模式。”　　参与刘昌福再造工程的专家组说，“在连她的家人都不接受她的情况下，刘昌福重返社会的道路是很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医院尽最大的可能去帮助她，专门为她‘设计’了一个实习护工的岗位，就是要为她重返社会提供一个‘软着陆’的机会。”　　2000年6月25日《羊城晚报》记者报道了几个“易性癖”者的自残和他残的故事，以及患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痛苦。在记者日前的采访中，一些变性人往往过分相信被夸大了的“效果”，在变性之后显得很“后悔”，这种现象在目前我国的变性手术中并不少见。　　国外医学统计资料显示，70%—80%的变性人手术后心理并未改变，出现精神分裂等不适应症，由此患者对手术的心理期望值与手术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可能引发当事人的后悔。　　当事人对变性手术后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认同艰难的适应过程中，当不能顺利担当新的社会角色时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后悔。当患者一旦后悔，对手术不满意，很可能将医院告上法庭。医疗机构则必须承担手术决策程序合法、操作无误等一系列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