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同性情侣第一次举行半公开“订婚礼”

　　记者：“夫夫”生活跟“夫妇”生活相比，有什么不同？

　　阿凯（笑）：其实家庭生活是一样的。他（小郭）心细，钱由他管。他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家务做得多一些。我每天下班回家，看到他把饭做好，心情就特别好。两个人在一起，不会孤独。

　　小郭：在陌生人面前还是要伪装“好兄弟”的，避免别人起疑心嘛。

　　阿凯：（仪式上人前激吻）那是太激动了，不是常规。不过，没人时，我们会悄悄“摸手仔”，跟一般异性情侣一样，觉得很甜蜜。

　　一个曾被迫结婚生子

　　一个曾倾家为前男友治病

　　“他俩走到一起来，太不容易了。”熟悉他俩的志愿者说。在广州一家国企任职的阿凯今年31岁，是佛山人。曾做老师、现为自由职业者的汕头人小郭比他小一岁。

　　在牵手之前，阿凯曾在家人压力下结婚生子。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只是觉得“对女人没感觉”，夫妻感情比较淡。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性倾向后，阿凯向妻子坦承实情，二人离异。

　　小郭的情感经历更复杂一些。他曾有过一名男友，名叫阿杨。阿杨患有尿毒症，小郭一直对他不离不弃，倾尽家财甚至借贷为其治病。相恋一年多，2007年11月，阿杨到北京出差，突遇车祸死亡。

　　后来，小郭几次恋爱都不顺利。他渴望两人相守的生活，但有的男友表示只能遵照家人的意思，只能与异性结婚后再与他同居，还有人以恋爱的名义骗取他的钱财。

　　直到去年，阿凯从吴幼坚阿姨的博客上看到了小郭的故事，辗转联系上了他，两人通过QQ聊天。阿凯说，他俩聊了三个月QQ，感情一路升温。后来，小郭到广州与阿凯共同生活。

　　相爱九个月后，阿凯和小郭决定举行一个仪式，给彼此一个承诺。

　　他们没病没罪

　　根据有关调查，全世界约4%的人终身只有同性性行为。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在中国经历了非刑事化和非病理化的过程，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也日渐宽容。

　　●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6章第160条的“流氓罪”条款。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同性恋行为就是“流氓罪”，但当时大部分地方的司法审判是按“流氓罪”来惩罚同性恋行为的。

　　新《刑法》取消“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0年2月，北京市一中院在一起涉及同性恋名誉权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撤销了一审判决中“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性变态行为，不被公众接受”的判词，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第一次为同性恋“平反”。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被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同性恋的非病理化。

　　●2008年1月21日，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因同性恋引发的扶养费纠纷案。

　　主审法官称，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的宽容。最终，法庭判决支持了同居一方支付另一方扶养费的请求。

　　现场观察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公开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举行这样的婚礼，公开自己的伴侣关系。

　　“（婚礼）很感人，但我们不打算举行公开仪式，没必要让太多人知道。”小东从广州某著名医学院校研究生毕业后，与广东籍男友在广州买房、安家，过上了幸福的二人生活。

　　小东说，他和男友的关系很稳固。他家长辈和哥哥姐姐都已知晓两人的关系，通情达理的母亲把男友当小儿子一般疼爱。但男友的父亲还不清楚他俩的真实关系，以为两人只是关系特别铁的“兄弟”，只有男友的姐姐知道实情。

　　一家之言

　　今年2月，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在今年省“两会”期间提交建议，希望广东省民政部门可在全国率先进行同性家庭关系登记。他说，《婚姻法》将婚姻双方界定为一男一女，同性结婚缺乏立法依据。但现行法律也并未禁止同性间的同居关系。

　　朱列玉说，进行同性家庭关系登记，有助于稳定同性伴侣关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