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面向同性恋人群的《朋友通信》停刊

　　张国伟（音译）是一名退休武警，也是同性恋者。一天早晨当他锻炼后回到家，他高兴的看到一本加厚的《朋友通信》（以下简称《朋友》）杂志被送来了。张国伟从２００１年起就订阅这本面向同性恋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杂志。　　当他取出这本杂志时，最终刊的字样赫然印在封面上，他眼里流出了泪水。　　张国伟说：“这就好像我最好的朋友突然间跟我告别了”。　　由于《朋友》的主要赞助方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不再提供资金支持，这本双月刊的杂志发出了停刊前的最后一期。　　1996年，首次来到中国的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健康项目主管考夫曼（Joan Kaufman）发现，当地同性恋人群被严重污名化，不被社会接受，在当地也没有为同性恋人群提供支持的社会团体。　　1998年时，《朋友》还是手本相传的小杂志，考夫曼听说了张北川教授和杂志的状况后，决定提供资金支持。　　福特基金会现在决定停止这一支持，该机构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富裕，应把资助目标转向其它的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张北川是同性恋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也是《朋友》的出版人和编辑，据他介绍，《朋友》最后一期的读者包括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者、专家、记者、官员以及权益倡导者。　　《朋友》每一期的印数为一万五千册，需要约五十万元的资金。《朋友》曾得到几位高级政府官员的公开称赞，其中包括卫生部前副部长王陇德和艾滋病预防中心主任吴尊友。　　人民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的潘绥铭说，《朋友》杂志在传播知识、鼓励同性恋者和其他被污名化的群体、促进社会了解这些人群方面，都成功的完成了使命。中国同性恋健康论坛的主席童戈提到，如今，中国的同性恋人群正逐渐被社会和政府接受，在很多城市，同性恋者的组织都走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但社科院的邱仁宗认为《朋友》杂志停刊并不是时候，他说，我们还需要更多像《朋友》一样的出版物来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以及被边缘化的高风险人群的歧视和污名化。　　慕容风是一位同性恋者、HIV感染者，也是一名感染者权益活动人士，他说，收到最后一期《朋友》时，他觉得难过，多年来，他从《朋友》中得到信息，也引用《朋友》中的故事去安慰其他感染者。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柏林自由大学医药学院的学者赛夫特（Birte Seffert）就从《朋友》杂志上寻找案例加以分析，与她的学生以及NGO的朋友们进行探讨。赛夫特说：“通过《朋友》，我们看见中国社会在进步，也从中了解中国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和艾滋病预防工作”。（本文编译自新华社7月20日英文报道，编译：甘填）　　　　　　1998年的一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