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贵族自称慈禧情人 回忆录写清朝同性恋

　　巴恪思，一个同性恋者，却与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关系。他称自己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与他们同床共枕，书中的男男性交，蔚为大观，描写细致入微，他亲历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个，宫中众位太监，如名噪一时的李莲英，都乐于此道。他的性对象有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奥兹利、保罗‧魏尔伦，以及索尔兹伯里首相，几乎都是同性恋，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令人讶异的是，书中还有宫中人兽行事的描述。 《太后与我》的女主角当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写占了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书中描写最多的正是作者自己。　　中文本译者是小说家王笑歌，这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认为：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 《太后与我》所叙述的，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幽禁、光绪和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无一不引人注目，这些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多难的岁月，宫廷的性乱。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那条哲理：越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越需要性的安慰。性是抵抗恐惧、高压和无法捉摸的命运的最好一剂良药，但谁又说那不是毒药呢？　　拿起这本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立即浮现一个大问号：是真实的，还是胡编的？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的大相径庭，读者疑窦丛生，可以理解。此书译者王笑歌说：「以我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一九七六年，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后改名《北京隐士》)，书中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而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指责他「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指他的自传体书「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特雷弗罗珀在书中罗列了巴恪思一系列罪名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随着《北京隐士》出版，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一时被扔进垃圾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丑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提起他，也就是「色情狂」、「大骗子」而已。　　不过，那位瑞士籍医生贺普利在书的后记写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但「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像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资料之后再作评论」。本书的英文版主编Derek Sandhaus认为，巴恪思写此书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接受采访时说，在领悟了巴恪思的写作目的以后，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伤风败俗」之笔原来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述满清社会中对同性恋，特别是男子之间的同性关系宽容的伦理环境。这种环境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与一八九五年爱尔兰诗人王尔德（Oscar Wilde）被控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判刑，形成鲜明对比。巴恪思在离开英国之前，曾为王尔德奔走呼号，征集资金；到中国之后，在满清统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宽松的乐土，从此定居斯邦，而对西方人则避而远之，甘愿充当一位「北京隐士」。　　清代对同性恋的宽容　　鲍朴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太后与我》不是出于「妄想狂」之手笔，其内容亦非「压抑扭曲性欲的最后发泄」。它的价值，需从多方发掘。它所目击的光绪、诸大臣与慈禧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史书的记载有颇大距离。但作品的人文价值则浮出水面。他说：「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语，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盛行于宫廷或市井的北京话，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多层面的人文价值要由读者去发现，去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