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园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来!

　　如同白先勇小说《孽子》描写那般：“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人民公园里鲜为人知的方寸之地，见证了同志人群的自身变迁和分化，也见证了社会对这个特殊人群的艰难认同过程，现在，他们和他们的“王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　　这里是他们的“王国”，“臣民”都是男性，没有领土，只是一处精神家园。　　他们的“王国”狭窄得可怜，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南北两个公厕之间，约200米长的绿荫小径。一排排石凳旁，矗立着小叶榕、玉兰树，枝叶遮天，落下斑驳光影。他们用眼神寻找志同道合者。开放而又隐晦，直率而又暧昧。这就是人民公园同性恋聚集地，应该是广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地。　　他们管这样的地方叫“渔场”，钓“鱼”的场所，驻足于此的人，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他们藏起身世，改用“艺名”或昵称，在这儿寻找短暂或长久的快乐。　　现在，“王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　　隐形岁月　　一听到脚步声，如同受惊的麋鹿，迅速分开两头跑。　　5月10日下午，老黄顺路去了人民公园。他在小道上转转，凝神瞧瞧下棋的、打牌的。走累了，坐在石凳上。　　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老黄回应了一个微笑。他挨着他坐下，两人聊起家常，说说笑话。不远处的一些石凳上，也坐着成对男子。　　这是“渔场”最常见的场景。在尖锐的世界之外，这儿没有家庭压力、同性禁忌。“放松”，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　　50岁的老黄削瘦，至今未婚。他大部分时间蜗居家中照顾老母亲，伺候一日数餐，两天换洗一次尿湿的被褥。他觉得亏欠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月前，他刚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后者要结婚了，这也是他一开始就规劝的：“你是家里的独子，一定要结婚。”　　2000年，老黄开始逛人民公园。这里是广州的历史地标，1918年，孙中山倡导建成市立第一公园，后改名为中央公园，1966年改成现名。1999年，公园拆除围墙，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也才真正扩大为同性恋聚集地，原因已经无法细究，但也只占了公园两百分之一的角落。　　阿刚更早知道这个“渔场”。1987年，他“糊里糊涂”结婚第二年，有朋友告诉他，要认识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园。是那种朋友吗？他问。是的。　　那年，恰好人民公园雕塑群落成，有鲁迅头像等6座。园内保持着最初的法式建筑风格，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当时，公园收门票，1角钱／人。　　他做贼一般溜进公园，偷偷打望。在小树旁，他看到一些男人成双靠在一起，拖着手，压低嗓音聊天，一听到脚步声，如同受惊的麋鹿，迅速分开两头跑。　　1980年代，这不叫同性恋，属“流氓罪”。“那个谁不就被抓去劳教吗？”阿刚努力回忆圈内典故。如同白先勇小说《孽子》描写那般：“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一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一年，才有学者涉足同性恋：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两万人的性文明调查，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当时信息闭塞，阿刚只为在人民公园发现那么多朋友而心跳不已。他老惦记着，一下班就去。“在那儿很放松，跟过节一样，在家跟老婆一点语言都没有。”像从事地下工作，有男人不紧不慢跟着阿刚到没人的角落，紧几步上来问，你吃饭没有？或者，借个火，问个时间。　　第一次被邀请吃饭，阿刚不敢去，他留下了BP机号码。后来电话联络，这段关系维持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