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出的爱：逆境中的穆斯林女同志

　　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国家的性少数女性恐怕是可见度最低、受歧视程度又最高的群体之一。她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妇女几乎毫无权利可言，她们的生活被家中的男性所操控，以至于自己嫁给谁、何时嫁、婚后生几个孩子、甚至于穿什么衣服，她们毫无发言权。同性情感在这些国家如果不被论罪，也至少背负着严重的污名，被视为变态和疾病。此外，这些国家的女同社团发现，寄望于男同组织几乎是缘木求鱼，而女性主义运动又对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益漠不关心。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性少数女性如何生存，她们的团体和社会运动如何绝路逢生？Outgames（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落幕，让我们聆听赛会附设的论坛上、两位中东拉拉讲述的故事。　　瑞玛（Rima），来自巴勒斯坦　　我的初恋是在13岁，在那个年龄，好几个女孩都令我怦然心动。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惶惶不安中，我否定自己、压抑自己，但在接近我心仪的女生时，我还是禁不住面红心跳。　　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却从来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好些时候，我都寄望于母亲能让我敞开心扉，但她一次次地让我失望了。亲人近在咫尺，我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去倾诉心声。我孤独，我的秘密，只属于我自己。　　我向上帝祈祷，想变得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毕竟，“异类”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很多年，我都郁郁寡欢。　　24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告诉密友，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Lesbian这样简简单单一个词，竟然花了我一个半小时才从牙缝里挤出来。我当时是那样担心，担心最好的朋友会因此而对我另眼相看。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她没有，而且她还提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以此来让我安心。那个时候，因特网是关于性倾向的资讯的唯一来源，而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想要用一门外语来读懂我自己，何其艰难。　　有一天，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女同性恋者在谈论同性恋问题。我喜出望外，立刻上网查找她的联系方式。她介绍我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女同志组织——Aswat。在Aswat的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其他的女同性恋者。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里唯一一个爱慕女性的女生。现在，我发现自己其实从不孤单，我不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有一个支持我、帮助我的大家庭。Aswat的存在，给了我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勇气。　　　　巴勒斯坦女同组织Aswat的徽标　　我开始和女友一起参加Aswat的聚会。我的父母察觉到了我和这个女孩之间关系特殊。当他们询问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我爱她。关于感情，我不想遮遮掩掩。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她在一起，和她共同生活。　　我的出柜让父母觉得到了世界末日。他们指责我变态，说我疯了、需要看心理医生。一夜之间，我不再是他们聪明乖巧的女儿。我辗转难眠，回想起父母曾经称我“假小子”，我记得母亲上百遍地说过，上帝把我造成一个女儿绝对是个错误，我是在出生的那一刻才变成女儿的。我明白，父母其实很早就知道我与众不同，他们只是不愿承认罢了。他们在乎的只是亲戚朋友的看法，他们一刻也没考虑过我的感情、我的生活。他们只想让我和别的人一样，结婚生子。但是，那样的人生不是我的；我是瑞玛，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我有自己的感情、我有自己的梦想。　　　　以色列同志游行　　当我告诉父母，我要离开他们搬去以色列港市海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作为一个生在巴勒斯坦社会的女性，我被认为应该陪伴父母直到自己出嫁或者终老。母亲威胁说，我的兄弟会以武力对付我，而她对此将束手无策。虽然我知道兄弟们从不曾对我动粗，但心中还是不免担忧。现在，我的家人除了在乎自己的面子、除了在乎别人怎么说，已经别无顾及了。　　如今我明白，父母可能永远也不会接受我的性倾向，但他们已经接受我“与众不同”这个事实。向父母出柜，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身份危机，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下唯一的同志父母，就像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女同性恋者一样。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我知道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多么难以生存。这个社会不接受“不一样”的人，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你。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它，才能澄清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