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丶文化与政治脉络中的同性恋

深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背景之下去探询同性恋的发生与发展，是本书作者致力于形塑一个更为立体，也更加多样化的欧洲同性恋群体的有效尝试。它摆脱了对同性恋理解的僵化思维，使读者能够从宽广的社会层面去认识这一特殊群体以及他们的时代。在这里，同性恋不再只是一种性爱模式，潜藏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更应引起人们的反思。比如，为什么在英国这个清教思想颇为盛行的国家会产生「同性恋崇拜」？作者认为答案在于英国特有的教育体制，即以寄宿制为特点的「公学」（public　school）纵容了同性恋在少年当中的泛滥，成为培育同性恋的温床。而公学的目的旨在培养社会精英，所以当这些有着同性恋倾向的孩子进入大学和文化界后，同性恋的行为也就在知识分子圈中传播开来，进而形成一种时尚丶一种生活品位。同样，为什么法国是欧洲唯一不对同性恋进行判罪的国家？在解答这一问题时，仅仅联想到法国自由浪漫的风气是不够的，作者提醒人们去关注法国的司法体制。自1810年法国《刑法典》颁布以来，因其所秉承的大革命原则，故规定只在有受害人时才进行处罚。在许多同性恋的案例中，由于当事人大多出于自愿，并不存在所谓的「受害人」，因此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民法典》的主要制订者冈巴塞雷斯（Jean-Jacques-Regis de　Cambaceres）本人就是同性恋，这一点也使得法国的法律对同性恋十分宽容。了解到这些鲜为人知的背景后，人们就不会只把同性恋看作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要把它放在社会文化的视阈下加以考量。 塔玛涅还特别提到了政治因素对同性恋的影响。比如在德国，由于同性恋人数甚众，多达100至150万人，即大约10万选民，他们便成为在议会斗争中处于劣势的左翼政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丶德国共产党争取的对象。同样，一些同性恋人士之所以投身左翼运动，也主要是将自己的性倾向当成一种政治筹码或反体制的手段。同性恋在此被符号化了，演变成一种政治话语甚或意识形态建构的手段。然而，政治氛围的不确定性，使同性恋更容易身处一种命运弄人的无奈境地。在苏联，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宣布不追究同性恋的刑事责任，此举立刻让这个新生国家赢得了欧洲同性恋的感激和崇敬，布尔什维克也由此被证明代表了进步的力量。但是，到了1934年，同样处于政治上的需要，苏联政府将同性恋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作家高尔基甚至提出了「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的口号。同性恋骤然成为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行为，与抢劫丶反革命丶间谍罪同列。苏联的例子似乎暗示了，在变动不定的现实政治面前，对同性恋的宽容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让步。30年代的事实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30年代，欧洲都挣扎在一场持久而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在上个十年自由丶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同性恋神话，在这个十年里却迅速蜕变为一场幻梦。这场幻梦首先在德国破灭，然后延及英国和法国。1933年1月30日纳粹的上台，标志着对同性恋镇压的开始。先是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勒令关闭，紧接着2月28日通过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各种同性恋团体和反对党派被一并取缔。10月，希特勒命令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urtner）起草一部新刑法，1935年6月，新刑法第六修正案被采用，加重了对男同性恋的法律制裁。在纳粹上台短短十个月后，德国同性恋的活动空间已经消失殆尽。与德国相比，英法两国对同性恋的镇压虽然没有那么猛烈，但英国自1931年起就明显加强了对同性恋的监控与抓捕，法国也取消了同性恋俱乐部等场所。 是什么原因使欧洲同性恋的境遇在十年之后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纵观30年代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对同性恋的压制其实是社会内部矛盾的一个外在反映。30年代，德英法三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人们并没有去寻找产生这些危机的深刻根源，而是将之归咎为道德的堕落和文明的衰落。同性恋首先被人们指责要对此负责，因为正是他们的不知羞耻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就像罗马帝国初期的基督徒和中世纪黑死病泛滥时的犹太人一样，同性恋也沦为30年代欧洲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当然，政治迫害的因素也是明显的。纳粹在捣毁希尔施费尔德的性科学学院时，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希尔施费尔德的犹太人身份和马克思主义势力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