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丶文化与政治脉络中的同性恋

法国学者弗洛朗斯·塔玛涅的《欧洲同性恋史》向人们展示纠结于社会丶文化丶政治网络中的欧洲同性恋全貌。她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19—1939年这一时期，这20年是欧洲现代同性恋发展史上至为重要的阶段，经历了一个从神话形成到幻梦破灭的过程。

《欧洲同性恋史──柏林丶伦敦丶巴黎1919-1939》

作者[法]弗洛朗斯·塔玛涅

译者周莽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出版年份2009年（中文版）

ISBN 国际书号978-7-100-05926-8

从《旧约·利未记》里「人若与男人苟合……总要把他们治死」，到奥巴马在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的演说中，呼吁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全体美国人去积极回应那些美国价值的质疑者，同性恋在西方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并最终得到主流社会认可的历程。作为一种重要的亚文化现象，特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同性恋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包括严肃学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在过往对同性恋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着眼于同性恋形成的生理或心理原因，希望用一种诉诸「科学」的手段去揭示其成因，探究其本质。然而，考虑到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主体性之复杂，「科学」的方法在提供客观解释的同时，有时会忽略那些隐藏在规律背后的起伏不定的社会丶文化及政治因素，只留给人们一个认识同性恋的整齐划一的剪影。 法国学者弗洛朗斯·塔玛涅的《欧洲同性恋史》就是要发掘这一剪影背后复杂的故事，向人们展示纠结于社会丶文化丶政治网络中的欧洲同性恋全貌。对于自己的这本历史著作，塔玛涅作出了两个限定。首先，她将考察的对象限定在德国丶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不仅是欧洲的大国，而且集中代表了欧洲同性恋的不同特点，以及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其次，她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19—1939年这一时期。因为在作者看来，这20年是欧洲现代同性恋发展史上至为重要的阶段，经历了一个从神话形成到幻梦破灭的过程。 作者一开始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20年代欧洲同性恋的黄金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战争期间对男性阳刚之美的颂扬，战争之后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以及人们压抑之情的释放，都推动着「幸存者的道德」去替代主流的伦理价值，由此所产生的那种没有约束的享乐主义成为同性恋运动的外在动力。具体到德英法三国，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同性恋运动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开展最为迅猛，更具斗争性和群体性。战前就已成立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Ｗｈ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同性恋权利的组织，其目标就是要废除德国的反同性恋法规。为此，委员会的主要发起人，医生丶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精心构筑了一套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这样就避免了将同性恋视为变态的可能，从而为同性恋赢得了更多的舆论支持。此外，德国的同性恋运动还有效地利用了现代传媒手段。比如，创办《中间性别年鉴》丶《ＷｈＫ通报》丶《友谊》杂志，拍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与众不同》等，这些举措都成为同性恋宣传的有效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还自发形成了「德国友谊联合会」丶「人权联盟」等同性恋组织，它们的出现促进了同性恋运动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转变。以「人权联盟」为例，该组织在1929年时拥有会员48000人，其机构几乎遍及德国所有城市。「人权联盟」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曾就兴登堡总统开除同性恋议员一事提出过申诉。 相比而言，英国的同性恋运动进行得就极为谨慎，仅仅局限在精英领域和知识界。20年代，英国唯一的同性恋维权组织是英国性心理学会（ＢＳＳＰ），但它放弃了斗争行为，只倾向于发表改良主义言论。在英国保守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环境中，性心理学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在法国，同性恋运动始终没有发生过。作者将之归结为法国的司法宽容，也就是说，由于没有针对同性恋的镇压法令，相互协调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法国人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同性恋缺乏群体意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