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性倾向治疗的暗战

两个月后，事情有了新的变化。有一次，我去找李医生时，正赶上他轮休，另一位姓黄的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与李医生不同的是，黄医生问我，如果我告诉你，性倾向可能真的是不能改变的，你会怎么样？你仔细想想，性倾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为何不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习上，多参加社交，多认识朋友，多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做准备，不是更有意义吗？我说，如果改不了，我宁愿去死。他说，那你还是继续按照李医生说的做吧。两位医生对待性倾向治疗的不同态度，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我再次给爱白网的星星写信，向他介绍了我接受治疗的过程和细节。星星在回信中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性倾向的科学知识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中国从1949年之后，由于当时苏联的影响，认为心理学是「形而上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无聊的产物，是不科学的，所以有很多年根本没有心理学教育。而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由于历史原因，也很难接受到正规的心理学教育，更何况我国与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断层近三十年。早在1974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已将「同性恋」一词从诊断手册中删去；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的名单上剔除；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非病理化。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如果有心理学工作者谈「治疗」同性倾向，本人就会失去行医资格。按照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前述标准，根据中国有关医疗法规（《医师法》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位老教授的行为不仅是违背科学，也是违背职业道德的，更属于超范围行医（同性恋不是病，严格意义上，精神科医师的行医范围就不包括对同性恋进行治疗。此外，对于没有抑郁指征的患者给以抗抑郁药物，属于滥用药物，若造成精神和/或器质性损害，可定性为医疗事故，当负法律责任）。而年轻的医生，因为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上关于心理学的最新进展，所以对待性倾向治疗的态度与老医生截然不同也是很正常的。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或方法，可以将一个人的性倾向「逆转」，所有宣称可以用药物「治疗」同性恋的，其实都是在滥用没有任何「逆转同性恋」效果的抗抑郁药物。在看了星星的回信之后，我专门上网去核实了他提到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的相关标准，一切果然如他所说。但是，我依然没有彻底放弃改变自己性倾向的念头，继续坚持按照李医生的要求做。有一次，我在接受黄医生复诊的时候问他，既然《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已经规定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为什么你们还要给我治呢？黄医生回答到，我之所以为你提供谘询，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性倾向不能接受，如果你能够坦然接受自己，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从那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改变性倾向对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因为这件事情，把学习和生活全都耽误了，真的值得吗？然而，最终使我彻底放弃治疗性倾向念头的还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已经让我完全无法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最严重的时候，我上课只知道老师在讲，但讲什么完全不知道。我整个人的反应都变得迟钝了，过马路时，我都担心车子过来我避不避的开。我意识到，再这么下去，自己就真的毁了。2005年春天，新学期开学，在尝试性倾向治疗半年以后，我主动停止了一切治疗手段，彻底放弃了改变性倾向的想法。幸运的是，由于我服药时间并不长，在停药之后，我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但从此以后，我保持着和星星的通信。有一次星星在电话中对我说，你真的应该来我们的聚会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律师，有医生，有作家，有企业家……你真的觉得性倾向有那么重要吗？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不久之后，正好碰上星星和爱白的几位志愿者来我所在的城市开会，他们特意约我见面。在此之前，我从未和身边任何同性恋者接触过，我甚至一度以为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性恋，在见到他们之后，我忽然发觉，原来同性恋者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完全无法从外表上看出他们是同性恋者。自那以后，我变得豁然开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