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名有姓,但因性取向而被迫在主流社会里当lsquo;隐性人rsquo;。
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己的lsquo;正常rsquo;,他们互相帮助mdash;mdash;男的找lsq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成了“形婚”的定时炸弹。林海说:“有些同志和拉拉,因父母同住一个城市,婚后不得不住一起。生活上的摩擦,有时还会影响自己与同性恋人的感情。” 即便多数同志和拉拉婚前办好财产公证或干脆不正式登记结婚,以免离婚后争财产,但平日互访家长时,红包由谁收,谁应出钱买礼物等都会引发口角。 特别是孩子这个课题格外敏感。媒体上个月就爆出,一对“形婚”夫妻因女方未能如协议生下双胞胎,又没将独子抚养权归给男方,而闹上北京法院要离婚。 林海估计,约三至四成“形婚”夫妻最后都以离婚收场,但依然有部分人坚决选择“形婚”。自己已“出柜”的林海轻叹说:“那毕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要出柜也得看环境条件;如果父母年迈有病,谁敢说真相。” 同性恋活动场所增加 随着社会更开明,中国同性恋组织与活动场所逐步从地下走向地面,为同性恋者提供发声平台。 几乎每周都到夜店狂欢的23岁大学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旁的著名同志夜店,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北京同志好去处。他说,自己从不愁没地方去,因为中国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两个大型同志娱乐场所,而我们当晚所处夜店,据说就因客似云来,在去年扩建,添加一层楼。 除了娱乐场所,专为同性恋者服务的公民组织和中心在中国也越来越多,而且当很多亚洲国家的机构仍以“粉红”“恋爱的自由”等词汇暗示机构的功能时,中国组织选择坦然地标榜身份。 北京同志中心执行主任魏建刚(35岁)说,中心主办大型活动时从不避讳在宣传中提同性恋。偶尔虽有警察“上门了解”,他认为那不是针对同性恋,“只是担心活动形式会激发不和谐的声音”。 位于北京闹市的老唱片咖啡屋同样选择不掩饰——咖啡屋大门的招牌显眼地抹上同性恋标志性的六色彩虹。 老板Samon(41岁)和相伴14年的张先生(50岁,翻译员)去年开设这家咖啡屋。他们都因同志身份而在职场上受挫,并认为人们是不了解同性恋才心存排斥。他们希望咖啡屋能扮演两个群体间的桥梁,目前每周在咖啡屋举办的同性恋课题讲座,就开放给公众参加。 同性恋活动场所让同性恋群体有机会自在地发表看法,展示真实的自己,但魏建刚认为,中国同性恋者仍属“隐形群体”,每次活动结束后踏出那扇门,多数同性恋者瞬间就又掩饰起自己。 中国人怎么看同性恋? 中国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越来越大,而且在某些方面比西方国家更甚。但要被完全接受,同性恋与社会间的拉锯战才刚开始。 直到1997年为止,某些同性恋行为在中国仍属违法;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得以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但这一切正在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性问题专家李银河三年前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80%中国人认为同性和异性恋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另外,91%中国人认为同性和异性恋者应有同等就业机会;而在其他调查中,约八成美国人有同感。 李银河认为,社会观念改变在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她说,中国的政治尺度已更宽,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也更中性,这营造了更包容的氛围。例如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今年7月就公开批评发表反同性恋言论的著名演员吕丽萍。 吕丽萍当时转发一名牧师的微博留言指同性恋是“羞耻”“罪恶”的,并加上“给力”“弟兄姊妹转起来”的评语,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性恋,引起热议。 与此同时,愿意和同性恋者做朋友的人,据调查是约60%;愿接受同性婚姻的只有20%左右。 李银河乐观相信,同性恋和社会普世价值的拉锯战是个必要过程。“以前不是连异性自由恋都不准吗?这都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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