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在多国点燃“社会战争”

在世界各地，人们对同性婚姻最主要的争议点是：同性恋和同性婚姻不同，同性恋是私人问题，而​​同性婚姻则涉及到继承权、社会福利、领养儿童、纳税等法律和社会问题。 《费加罗报》称，“男女婚姻组成的家庭是世界最基本的价值观”。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定义婚姻为“男女双方自由和完全同意前提下的结合”。因此反对同性婚姻不是歧视或者限制公民权利，而是肯定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才能繁衍后代，延续社会。反对同性婚姻者呼吁不要让孩子成为“成年人欲望的工具”，“应为每个孩子都拥有父母完整的爱而祈祷”。美国《波特兰新闻先驱报》称，在同性婚姻中，子女问题成为重要考量因素。得克萨斯大学进行的对1.5万个家庭的调研显示，和稳定异性伴侣的家庭相比，家长某一时间段有过同性伙伴的家庭里培养的孩子，在失业、健康和非法使用毒品这些方面会有更多问题。此外，许多人担忧，同性婚姻法案的通过将意味打开了医疗协助受孕和代孕的通道。

因为道德问题，美欧多数国家禁止医疗协助受孕和代孕。实际上，同性婚姻问题在美欧往往沦为政党大选的工具。左翼往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如美国民主党、法国社会党都有庞大的同性恋者票仓，他们上台后也会积极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相反，右翼往往会强调传统家庭的重要性，如美国共和党人以“美国价值观”为反同性婚姻做理论支撑。德国《每日镜报》27日称，将于2013年6月举行的柏林同性恋节的组织者将禁止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参与。多年来，德国各政党都积极参与这个吸引上百万民众参与的节日。特别是今年还是德国的大选年。同性恋节组织者说，这是由于基民盟对同性恋实施歧视政策。同性婚姻成为西方“政治正确”对于西方允许同性婚姻合法的浪潮，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西方个人主义的盛行。着有《同性恋革命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称，同性婚姻议题某种意义上正接替了妇女运动和黑人运动，是少数群体由极端抗议向争取权利的转变，西方国家正经历由惩罚同性恋向惩罚反同性恋的转变。

在美欧，同性恋团体声势浩大，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几乎成了“政治绝对正确”，反对者往往遭受强大压力，这使得一些胆大的政客和“反同”人士采取激烈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在加拿大，同性恋者向来声势浩大，许多大城市都有历史悠久的“同性恋自豪大游行”，同性恋组织的声势就连部长、议员也要退避三舍，但即便如此，反对的声浪也依然强大，2011年，加最大城市多伦多市长福特不顾压力，坚持拒绝出席7月4日举行的多伦多“自豪周”游行，成为16年来第一个敢于不出席这项游行的多伦多市长。同年6月，加拿大卑诗省本拿比市教育局在同性恋组织推动下，决定在中小学课程中引入“同性恋尊重”课程，并定名为“反同性恋恐惧及反异性恋主义修正案”。但此举引发家长们的普遍不满，家长们认为，尊重同性恋者的权利是应该的，但矫枉过正，反倒把正常​​异性恋歪曲成“异性恋主义”就很不合适，且在中小学进行这样的灌输更不合适。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称，同性婚姻将会为英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冲突，规模是“亨利八世统治以来最大的”。如果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几乎等于“废除了几千年来人们认知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维护婚姻这个独特的、具有良性普世价值的事物对国家和社会有益，“不应该让政客重新给婚姻下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