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控仍面临挑战

莎朗·列文：是的。联合国艾滋署（UNAIDS）数据显示，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过去几年迅速增长，已从2007年的2%上升至2011年的6.3%。

在一些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重庆，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流行率可高达6-20%左右。这意味着在一些城市，每五个男男性行为者中，就有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疫情形势相当严峻。

中国需要将关键高危人群和全人群流行情况区分开来。这将有助于在未来制定防控策略时，更有效地瞄准目标人群。

财新记者：近年，一些国际援助机构陆续结束了在中国的艾滋项目。国际机构为何离场？

莎朗·列文：一些大的国际援助项目，如全球基金和盖茨基金会，他们之所以结束在中国的项目，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新晋经济大国，中国已不再符合这些国际机构的援助标准。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国际资助方的关系已经发生转变。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从过去的国际援助方，变成中国的艾滋项目战略合作伙伴。

必须指出，国际资助离开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问题已不重要。

财新记者：中国政府曾许诺会弥补大规模国际资金离场后的资金缺口，但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国际资金撤离后，中国的艾滋防控似乎已陷入僵局。你的观察如何？

莎朗·列文：中国政府许诺的资金到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筹资可能并不是目前最显著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在国际资金离场后，是否还会要将落实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的预防、关怀项目放在与过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过去，国际援助项目的一个关键性优先原则是，项目应与感染者社区充分互动，并引入基于感染者的社区草根机构。感染者社区的发展，是国际机构在中国项目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国际资金撤离后的影响——过去可能有几千个与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相关的社区机构，但受限于活动资金，这些机构的数量已经锐减到500左右。

财新记者：中国未来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莎朗·列文：减少歧视、改善人权问题依旧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尤其是减少对男男性行为人群、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群体的歧视，无罪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全球艾滋防控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与感染者社区合作，而非对抗。

具体到关键高危群体，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以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艾滋防控工作为例，继续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在美沙酮门诊开展艾滋检测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考虑政策维度是减少伤害，如，在有效控制新增吸毒者的前提下，为静脉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头，以减少艾滋病毒在该人群中的交叉传播。这在澳大利亚的艾滋防控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已经几年没有报告新增静脉吸毒者感染病例。

对中国而言，有效地执行我们目前所知的有效的防控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要加强社区参与、减少制度性歧视、提高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落实这些策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将拯救更多感染者的生命，并减少新增感染者。（转载自“财新网”文章言论不代表本站立场！）

莎朗·列文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主任，在艾滋病疫情初露头角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投身艾滋病研究。作为传染病学家和基础研究科学家，她一直活跃在艾滋病治疗与免疫恢复研究领域，并积极参与全球艾滋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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