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控仍面临挑战

继全球基金陆续撤离，中国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另一家重要的资助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也结束对中国直接资助项目。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在国际资金离场后，是否还会要将落实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的预防、关怀项目放在与过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自20世纪70年代HIV病毒由动物体内进入人类世界以来，由其引发的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简称AIDS）便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梦魇。在艾滋病进入人类视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全球已有超过334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并有25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提及艾滋病，人们往往联想到性、毒品、贫困、死亡等字眼。然而，近年来，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围绕艾滋病展开的全球响应都释放出越来越多积极的信号——曾经被认为是“超级癌症”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不仅传播可控，而且还可能被治愈。

中国总体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但多年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部分高危人群中，如注射吸毒者、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的流行率仍呈上升趋势。受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艾滋病在中国依旧背负着人权、贫困、歧视等标签。

2014年7月19日，第20届国际艾滋大会在墨尔本召开。这是全球范围内，活跃在艾滋病领域的决策者、科学工作者和感染者两年一度的盛会。本届大会将主题定为“加紧步伐”，或将为下一步科学研究与防控策略开辟新的道路。

本届大会主席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主任莎朗·列文（Sharon Lewin）和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逆转录病毒感染调控研究小组主任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教授联合担任。

莎朗·列文在艾滋病疫情初露头角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投身艾滋病研究。作为传染病学家和基础研究科学家，她一直活跃在艾滋病治疗与免疫恢复研究领域，并积极参与全球艾滋防控工作。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则是艾滋病病毒的合作发现者之一，曾于200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莎朗·列文曾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艾滋病倡导与宣传工作。5月，她再次来到北京，并在第三届亚洲肝炎与艾滋病学术会议的间隙，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畅谈艾滋治疗与疫苗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在艾滋病响应上的得失。

财新记者：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情况，对肝炎合并艾滋病不是很熟悉。能简单介绍肝炎与艾滋病的关系吗？

莎朗·列文：艾滋病毒会摧毁人体免疫系统，这使得感染者和病人在疾病面前几乎没有抵抗力，结核病和肝炎就趁虚而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通常是与丙肝并发，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艾滋病合并乙肝的比例更高。

财新记者：因历史原因，中国在艾滋病防控上曾受到不少国际指责。如何评价中国现行的艾滋病防控措施？

莎朗·列文：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需要更迅速的艾滋病响应。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非常好的艾滋病项目，“四免一关怀”政策已经覆盖20余万感染者，这是很大的成就。但同样应当注意到，中国约有78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但现行的药物治疗只覆盖到其中的两到三成。

此外，艾滋病病毒检测在一些高危人群中的普及程度仍旧不够。在男男性行为群体中，只有不足四成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对于艾滋防控工作而言，找到感染者、确保他们接受治疗并得到足够的关怀，是十分重要的。

财新记者：中国并不是一个艾滋病的高流行国家。艾滋病病毒总体感染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只有0.046-0.070%左右。这一流行水平比许多亚洲国家都要低。如何看待中国的艾滋病疫情？

莎朗·列文：中国的确只有78万左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率不足1%，但是了解艾滋病的流行情况并不是只看全人群的流行率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关键高危人群（KAPs）的流行率。

在中国，几个关键高危人群——男男性行为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远远高出全人群水平。其中，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新发感染率仍在攀升，该群体已成为中国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群体。不过，可喜的是，中国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正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