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艾报道中的常识问题

如果你在中国生活，又是一位同性恋者，每年的12月1日前后，会感到难过甚至愤怒，你会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同性恋，而且同性恋者是与艾滋病一起出现在报道中的，那些来自疾控中心（CDC）的数据几乎不做任何说明，突兀地甩在公众面前，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形成强链接，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反过来，又不利于防艾。

北京是2000万人口的城市，同性恋超过100万，难道北京的同性恋感染HIV超过20万人吗？

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发生过高危性行为的人，或者自我感觉身体不适，而来电话咨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推荐这些朋友去疾控中心或者当地的防艾机构做检测，也就是说，去做检测的样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发生过高危性性行为，或者是已经感受不舒服，而去做筛查的，因为对这些社群朋友来说，疾控中心是最专业的机构，是他们信任的选择。

打两个比方，大家可能更容易明白这个数据背后的误导性。比如某市的肿瘤医院，每年接待了10万个问诊的人，最后查出来2万个肿瘤患者，你不能说，某市的市民超过20%已经得了癌症。因为，来肿瘤医院求诊的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不舒服，正是因为肿瘤医院的专业性，吸引他们来做进一步检测。

亲友会的同志亲友热线来电超过1万个，当中有14.5%的来电是同志亲友打来的，因为很多同志在出柜后，会把热线号码告诉父母，让他们打来咨询求助，你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同性恋者14.5%已经出柜了，否则会被人嘲笑。但很多中文媒体却在做这种非常粗暴的结论。其实，这是个常识问题。

另外，我想说一下，当下疾控主导的防艾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否存在通过媒体渲染获得更多的下年度经费预算？通过大量的报道，证明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和突出性？在证明自己工作突出的时候，而误伤了同性恋群体。

二、只管检测数量，不做任何提升同志尊严和平等权益的事情。某些地方的疾控都是直接告诉下面的防艾小组，“你们只管动员人来检测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些倡导啊，争取平等啊什么的，那不是我们关心的。”而最近两年，在媒体上发表恐同言论的多位均“专家”来自疾控部门。

三、防艾经费值得特别关注，某些地方的疾控的退休人员开始注册防艾小组，承接资金具有天然优势，防艾经费在内部人之间倒腾，借助别人的活动，“拍照留念”即报销经费，其实是腐败。

四、社群机构正成为疾控附属的打工者。一些地方同志防艾小组，筹资困难，为了生存主动让渡了很多话语权，或者说，很多防艾小组跟疾控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老板跟打工仔之间的关系，完全失掉了社群公益机构的独立性。

五、再举一个例子。亲友会计划在某市举办一场恳谈会，当地疾控给出了非常“吸引人”的条件，提供300多人的国际会议厅，四台大巴接送，还要管晚饭，但要求是现场抽血检测。我坚定的拒绝了。首先，公益活动如果有价值，别人自然会来参加，不需要管饭TA也会来，这是解决他的问题，不是求着谁来参加的问题。其次，我自己是同性恋，如果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发现，现场是为了让大家抽血做检测的，我会转头就走，感觉一种被欺骗，完全没有温暖感。也让整个活动变质变味，你的活动到底是为了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还是为了给你完成检测指标凑数？如果是后者，是不是在打着公益的幌子在利用别人？

疾控在防艾上做了非常多了不起的工作，也不能否认男同性恋社群面临艾滋病的严重威胁，但是，防艾宣传和报道不能用恐吓式的方法，这样只会加重同性恋社群的污名，让更多的同志隐于地下，更不利用艾滋防控；防艾不能等同于检测，对于同性恋社群来说，改善社会生存环境，争取平等权益同样是重要的方法和路径，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证明对防艾有效，在此不赘述。

而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男同防艾等于检测，来检测的数据等同于当地同志感染率，而对于社群来说，除了凑个数，被媒体报道后，加深一点污名，还得到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