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婚姻，到底触动了谁的神经？

形式婚姻的讨论方兴未艾，运动界、学术圈和商业领域等都加入了这场生机勃勃的讨论之中。两年多前将它定下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我还未能看见这场辩论的焦点和方向。近日看到了一系列有趣的文章，又想提笔写写我的想法。

形式婚姻，又称男女同性恋者的合作婚姻，是指男女同志为了某种原因协商进入异性恋婚姻。光是这个定义，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协商式的异性婚姻”，“男女同志的婚姻”。为何大部分的同志权益组织对形式婚姻的概念反感，又为何在媒体中以一种中国文化的奇异扭曲的视角曝光，甚至常常在社群中提起形婚就叹气说是“无奈之举”？——一切皆因形式婚姻触碰了众多敏感点，在这个全球化趋势愈渐明显，现代化精神愈发被呈现得“支离破碎且二元对立”的今日，形式婚姻并不是一个讨好的概念和方式。

传统中国社会的婚姻模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作为一种传宗接代和连结家族势力的文化、经济、政治策略，更多地强调它的功能性，这与现代社会所推崇的以“在性与爱的结合之上的婚姻”的浪漫概念相去甚远。在中国，自由恋爱的概念很年轻，仅仅是几十年的光景，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婚姻理念不谋而合：执政党为了稳定社会而推动基于异性恋婚姻和爱情的家庭单元。

记得我在中山大学多元性别文化的公选课上曾经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如果你和朋友结婚，你觉得怎么样？当时的教室突然安静了一秒，而后发出一种新奇的笑声。是啊，在浪漫爱、绝对专一、不离不弃的爱情文化盛行的今天，和好友组成家庭，看上去那么的离经畔道、不靠谱和滥情。也许这也是同志平权的主流不愿意触及的：在现有的异性恋文化霸权下，首先要做的是争取与异性恋一样的平等权利，我们要能够结婚，也要证明同志群体里面也有浪漫爱——爱是不变的主题。这样的策略在很多时候很难辩驳，少数反婚人士提出婚姻制度的局限性，至今无法赢得大部分民众的认可，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想结婚，或者就算不想结婚也有结婚的压力，或者想要享受婚姻能够带来的红利；并不是指出婚姻制度是不好的，别人就不会去结婚，没有多少人是天然的革命者和斗士。异性恋婚姻的情况已经很明显，而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也许会形成一种异性和同性共谋的婚姻霸权，到那个时候，连同志都能结婚了，那些不结婚的人，会被更多的婚姻捍卫者的唾沫淹死；到那个时候，结婚的同志伴侣也会歧视异性恋的剩女了吧！

用这个逻辑，来谈形式婚姻。实际上，形式婚姻不受待见的最直接原因是它不符合现代的婚恋观：一切不以浪漫爱为基础的婚姻都是耍流氓。有“好”的“道德的”婚姻，和“不好的”“不道德的”婚姻，显然，形式婚姻符合后者。

目前反对形式婚姻最主流最卖座的观点，是形式婚姻裹挟了中国同志运动，将一大批可能出柜的同志，裹入异性恋婚姻体制，从而阻碍了同志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持这个论点的人，将中国同志运动的目标基本等同于出柜同志的人数，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按照我的前一个论点，同性婚姻合法化仍然维护了婚姻制度的合法性，也必定会继续深化浪漫爱与婚姻的等级制度。并不是说同性婚姻合法化不值得奋斗和期待，而是考虑到，由于对基于“性+爱”的婚姻制度美好的想象和强化，反而裹挟了一部分中国同志的生活，将ta们排除在“华丽激昂”的同志运动之外。

同志运动，谁是同志，是谁的运动？只有拥护出柜和同性婚姻的人才称得上“合格”的同志？形婚的同志是否被边缘化，成为同志人群中“垮掉的一代”，ta们和其他的边缘同志也可以成为同志运动的主体吗？

我做了两年多的形婚研究，现在也还在观察之中，进入田野之前和之后的对形婚的认识都在不断更新变化。不想去深入了解形婚的时候，我的确对形婚有单一的想象，认为这个婚姻是“妥协”、“软弱”和“欺骗”。我也感谢形婚研究给我打开了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形婚不只是同志运动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国代际关系的命题，也是一个强制性婚姻霸权的社会问题，这点可以用出柜的同志也通过形婚来满足家族期待和社会责任的例子来体现。因此，仅把形婚的命题限定在同志运动中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也暴露了目前同志运动取向的局限性和等级性。再者，形婚社群内部其实是丰富而多样的，有符合大部分人想象的不敢出柜而形婚的同志，也有通过形式婚姻的连结而组成的彩虹多人家庭；有形婚后不和社群内部人来往的同志，也有形婚之后积极开展同志活动、参加同志游行的同志……只把形婚的同志定义为与同志运动大方向背道而驰的人群，显得非常狭隘和武断，而日前对开发形婚APP定义为将形婚商业化而危害同志运动的理论，更是不攻自破。

如果说中国同志运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同志都能过上好的生活，那么，不要去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权益倡导者不知道，西方的理论家和媒体不了解，也许就连同志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和记录，不要用堂而皇之脱离实践的话语去裹挟每一个中国同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