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基金——分钱之争还是理念之争？

　　说白了，只在公共卫生领域里打转转，草根永远只是专业人员的帮手，而只有把艾滋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弱势人群的权利问题，你，仅仅作为一个无权势无背景的同性恋组织，才可以给那些专业人士上课。“打回原形，你不过是一个同性恋”，别害怕这样的戏仿或自嘲，如果你浸淫于同性恋社群多年，如果你游走于各种渔场，如果你就这样成了一个专业的同性恋，不要害怕，转回头给专家讲讲这些专业的知识，专业的需求，稍加翻译就是专业的权利。这些，官方组织永远做不了，他们或者是良家子弟（妇女），不敢去不屑去你流连的地方，甚至不敢听不屑听，是因为防艾成了工作才不得不放下身段，而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们讲的是除了戴套，还有太多太多的需求，他不听，就资金撤出卫生部门不要做了吧。没错，这就是威胁，艾滋病也在威胁我们，不收获到权利的提升，这威胁就会不止。　　否则，草根的防艾组织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讥讽：“你们不是同性恋组织，只是MSM组织”，“你们让大家一提起同性恋就是艾滋病”，“你们只关注同志的下半身，不关注我们的上半身，我们只是追求性快乐的动物吗？”这些批评不乏偏见，下半身比上半身低档本来就是性被污名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同志的身份政治可绝不是要成为“我也是有身份的同志”，参差百态，幸福来源，可总有一种思维要把一对一的关系凌驾于性多元之上。所以我对防艾组织的期待绝不是要离开下半身，这本不该是一种“原罪”。但是，我深以为，防艾组织关注的下半身太狭隘了，尽管，当警察在广州骚扰人民公园的同志时，我们有组织挺身而出；当警察在牡丹园带走一百多位同志的时候，也引来了诸多关注，当警察对上海的Q吧进行打压的时候，微薄上也很活跃。可是这些活动，原本是我们那雨后春笋的防艾组织有更大作为的时候。每一次大事件过去之后，我们得到的似乎也只有这一句话的介绍而已，水过地皮干，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在我们身边湮没。我们常常遗憾文革时的同志到底是个什么生活状态不知所踪，可当下我们经历的何尝不会给后代带来一样的遗憾。没有组织去认真的记录这些东西，而这些记录，在当下也有意义，会成为反讽政府积极防艾的“口惠实不至”的资料。这些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我期待防艾组织在支持性环境的角度做出回应。或者你会说，没有资源来做这些呀，那要你组织做什么，非政府组织绝不是说谁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基金会有什么项目我就来申请，你要来设置议程，来争取资源的转向，可以问问全球基金有多少钱用在了支持性环境改善和政策、法律倡导上？　　我希望来做这样的反思，而不仅仅是媒体说的，这次冻结的焦点是中方认为“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学会、人民团体、社区组织和感染者组织，而“全球基金”认为“社会组织”仅包括社区组织和感染者组织。社会组织经费不低于20%或者什么30%，这些数字化的冰冷异化了艾滋病带来的权利提升机会，似乎成了一场分钱大会，拿了这些钱去做些什么变得不重要了，从来都没有成为大大小小防艾会议上的重点议题。获得在民政部的注册可以加入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去争取资源固然也是一个议题，可我知道的是，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没准对一些人来说更方便，这简直就是一个隐喻，有多少所谓的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一个人的私人企业。非政府没有带来民主、多元、协商、公益主导，而是复制了专制、独断、谋利主导，在一场混乱当中恰好是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因为体制的原因使得NGO领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付诸缺失，我和一个朋友讨论的结果是，只能归诸于自律。多少年来，权力在这片土地上垄断了一切，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要垄断，于是，当开了一个小空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复制了政府对权利的冷漠，腐败、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