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升斗小民的思维,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然而这是时尚圈,哪个又会把规矩放在眼里?颠鸾倒凤不是罪过,黄耀明早就在《忘记她是他》里唱过爱上是
君不见菲律宾名不见经传的Byran Boy把自己搞成女娇娥的样子,仅靠一个晾晒自己媚照的blog,便引得Marc Jacobs致敬连连:先像个粉丝一样把“我爱你,Byran Boy”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接着又设计了一款“BB”包包,献给这位风格“缪斯”;最后还让男模Cole Mohr也学着Byran Boy的样,男扮女装地出现在Marc by Marc Jacobs的广告上。这位代号“BB”的平民时尚“天后”绝不孤单,大把时尚圈中人早就以此搏出位:名公关Andre J留着大胡子,却喜穿女装,搏到登上女装杂志封面的高调曝光;日本人Yu Masui穿着Balenciaga的鲜花盔甲和Jil Sander的薄雾纱衣,在时装周期间谋杀了无数菲林……
当然,他们在接受几近狂热的赞美的同时,也有不少污水向他们泼去:有人在Byran Boy的blog上扬言要杀掉他;有人把Andre J称作“时尚界的芙蓉哥哥”……
是天赋,不是病
中国人很早以前就把“易装癖”(Transvestic)称作“人妖”。这些“服妇人之衣”的男孩自然和今天所说的“变性人”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人妖”在古代并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除了拉丁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曾规定易装癖须判死刑外,在余下的世界里,这些“易装癖”大致还是安全的。从大量的典籍来看,古代的“人妖”所受的舆论待遇和今天备受争议的时尚明星们也差不了多少,有人歌功颂德,也不乏怒斥挖苦的人,所有非议仅仅局限在口水仗中。
但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易装癖曾几何时被视作一种心理疾病,更有好事者出于人道关怀,要“矫正”这些不健康的灵魂。法国电影《Ma Vie En Rose》(玫瑰少年梦)便是一则描绘易装癖儿童境遇的悲喜故事:路德维克是个从小爱穿女装的7岁男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邻居们渐渐视他为怪物,纷纷指责并隔离他;学校也以“影响风气”为由,勒令他退学。他的父母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为路德维克寻求心理援助,然而他心底的那个“玫瑰少年梦”却永远不可能被大人们粗暴地抹去。这则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故事,不啻是道出了主流社会对易装癖所采取的普遍态度,同时也从儿童天真的视角对这个喜欢“大惊小怪”的成人世界,提出了质疑。
英国专栏作家Vernon Coleman是易装癖最坚定的辩护人。在他的著作《穿裙子的男人》中,采访了414位易装癖男性,其中一位自豪地说:“易装的癖好是天赋而不是诅咒。我们应该对此心存感激。”Vernon Coleman本人也毫不含糊地认为:“易装不是疾病,而且大多数易装癖都不想获得‘救治’。”
然而他却错误地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易装癖是男人缓解压力的灵药。”当然,Vernon Coleman的调查样本还不够大,甚至带了预设结论前去调查。他并没有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柏林和巴黎醉生梦死的都市生活里,那些热气腾腾的易装酒吧像便利店一样开在街角的现实;也没有意识到“玫瑰少年梦”里本没有太多“压力”需要排遣;更没有看到Byran Boy这样的时尚深度中毒分子是如何在女装中,疯狂地表达自己的创意。“天赋”是个绝好的词,这和外部环境的催化毫无关系,只是一种源于自我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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