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同志”：公开等于从天上掉到地下

在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家，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承认，但同性恋已具有相当的公众包容度，但有一个群体，他们的同性恋情，只能采取隐秘的地下方式进行。

这就是中国的官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躲在暗处，不敢有职业野心。

他们并非能力不济，也很难和腐败扯上关系，低调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同性恋，一个难以向周围同事启齿的身份。

根据公益组织估算，中国约有3000—5000万的同性恋倾向者。

在中国，公务员队伍大概有1000万人。

这是两个足够大的群体，以至于总有些人，会踏入它们重叠的部分。

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位公开“出柜”的高级别官员。但事实上，公务员“同志”不仅存在，而且人数还不少。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同性恋群体持更为开明的态度时，公务员“同志”却因为体制内的氛围，只能躲藏。

当“同志”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后，他们除了要忍受主流社会价值下的人际交往、婚姻等压力，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性取向被其他“同志”公开。

仕途也往往会受到限制。“同志”身份，让他们不敢有更高的仕途野心。其中的大多数，都处在公务员基层。

脱下警服的“同志”

有访客到来时，耿乐都会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

他35岁，留着短发，中等个头，看上去很文静，但身体敦实，依稀可以看到16年警察生涯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两年前，他脱下警服，穿上西装，弃警从商，如今他是一家同志社交网站的CEO。

墙壁上的照片，醒目地告诉来客，过往几年属于耿乐的重要时刻：2012年艾滋病日他和李克强握手见面、2014年南京青奥会向他颁发参与证书。

最引人注目的一张照片，是耿乐和朋友们的裸体。照片上，大家裸着身体，在身前展开了一条六种颜色的彩虹旗，对着镜头开怀大笑。

彩虹旗，被同志誉为向往自由的图腾。

因为向往自由，2012年，耿乐“出柜”，脱下了警服。

一切并不是在计划中。

1996年，16岁的耿乐进入警校。毕业后，他进入秦皇岛市警察局的调查研究处工作。

在警校中的耿乐，并不知“同志”为何物。

“每个人都想当局长。” 耿乐说他也是奔着局长位置去的。27岁那年，他成为当时市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但晋升的滋味喜忧参半。耿乐告诉新浪网，那时距他意识到自己是同志身份，已经有6年的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官场中的每一天，他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官员同性恋是道德污点

“公务员一旦被公开‘同志’身份，虽不会被开除，在官场可以生存，但不会重用。”南京某司法所的同志密陶(化名)分析道。

密陶，是目前少有的公开其同志身份的公务员。

密陶今年43岁，在体制内工作了16年。因很早就进入官场，故深谙官场中的“同志”公务员的生存之道。

在他眼里，官场中的“同志”会被看作是个人的道德出了问题。

“官场不允许官员有污点，否则政府会被人说三道四”，“如果你的同志身份不公开，也可以得到提拔。”仍是主任科员级别的密陶补充道。

2008年，在南京某局级单位待了近6年后，密陶去了南京另外一个局级单位的下属单位工作。

到了新单位，加班是常有的事情，密陶有一段时间每天工作至凌晨，甚至是次日早上。

期间，一个合同编的小伙子常陪着密陶一起加班，工作很勤奋。这小伙也是一名同志，但只有密陶一人知道。

工作一段时间后，这位小伙转编时却未能如愿。一次饭局上，密陶偶然间从喝醉了的某局领导口中得知了缘由，原因是该小伙与密陶走得太近。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在电话里，耿乐所在网站的注册用户、80后的小严，也时常需要为自己的秘密提心吊胆。

小诚（化名）的真实身份是东北某地司法机关的一名政法干警。在这之前，他做过3年多的法官。

作为一名“同志”，小诚在单位表现的非常谨慎。从不主动与同事走得太近，即便当法官时结交的好朋友，也在更换工作后，果断与对方断绝了来往。

保持距离几乎是他减轻压力唯一的办法。

小诚至今仍记得半年前的一次遭遇。在单位通勤车上，一名科长告诉大家，自己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不久前曾拒绝为一个同志做痔疮手术，因为在术前验血时发现对方是HIV感染者。讲完这个故事，这位庭科长不仅认同该医生的做法，还补了一句：“活该！”。

“我当时就坐在他旁边。”小诚保持住了沉默，“如果需要，我可能还要为此点一点头。”

Eric目前仍未跟同事出柜。发稿时，他同意使用其照片，表明他的同志身份。

“的确有点儿压抑。”90后的同志eric，同样备受煎熬。他现在是一名广东缉毒警察。

缉毒警是男人的世界。这让eric有时不得不像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人那样，和同事开着黄腔说着笑话。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同事们有时一起去KTV或桑拿里玩。对女性没有兴趣的他，常常找借口不去。实在推辞不了的话，只好装醉或与小姐聊天搪塞过去。

尴尬的相亲和难以翻越的婚姻关

有些问题就不那么游刃有余。例如是否有女朋友等类似话题，便让Eric难以招架。

上世纪80年代，单位制社会逐渐瓦解，但介绍对象的风气，在体制内的职场上仍在延续。通常每个机关单位里，都有一群年长的同事，热衷给刚来单位的年轻男女介绍对象。

90后的Eric，头发有型，装扮很潮，算得是“小鲜肉”一枚，深受单位异性的喜欢。

他常被人问是否有女朋友，如果回答：“没有。”对方便会提出帮忙介绍女孩子。

不堪其扰的他，最后索性说自己有女朋友了。但对方仍会继续打探一些女朋友的信息。“不管说有还是没有女朋友，对方总会对这些话题乐此不疲。”

同样为90后的乔，也无法避免被人问起同样的问题。

90后的乔是个拉拉。她说，相对拉拉公务员，男同公务员的压力更大。

她在某市级税务部门工作，是一名刚进入体制的菜鸟公务员。

同事们并不知道她的拉拉身份，在单位里，她还有一个拉拉女朋友。

热心的同事，经常会给她介绍男朋友。

一开始，她还参加过几次同事举办的相亲聚会，后来便不再去了。

“这些都让我不舒服。”每当这时，乔都会羡慕她的拉拉女友，因为中性化的外表，从没有人为其介绍对象。

对于年龄更长一些的公务员“同志”来说，婚姻才是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

有时，婚姻也是职业升迁的指标之一。做了16年公务员，快40岁的阿杰，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婚姻和职业发展的关系。

阿杰是从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小城，一步一步地从基层财政所，做到现在省里公务员。

始终徘徊在“主任科员”的他，至今仍被单位同事戏称老男孩。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单身不能升迁)，但在领导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成家的人，都是玩心重不想承担家庭责任不成熟的人。”阿杰分析自己仕途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