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男正传》江绍祺与黄耀明为同志平权

《男男正传》作者江绍祺与歌手黄耀明11月6日在香港大学书店举行新书对谈会，题为“江明磊落－打开天窗说同话”。二人在对话中分享了香港在殖民时代同性恋刑事化的压迫，由江绍祺笔下的五、六十年代至黄耀明身处的八十年代，法律与社会都在剥削同志的平等权利。放眼现在，黄耀明指同志的生活、心灵还未得到释放，反歧视条列还未通过便是最好例子。

同性恋是罪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江绍祺著作《男男正传》记载了十二位香港第一代男同志的故事，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把同性恋定为刑事罪，男同志在法律和传统男女婚姻的家庭压力下，被迫处身于“柜内”，只能在公园的公厕外相聚交友，又或以书信谈情，在框框下挣扎、顺服。书中有一位同志在六十岁完成了所有家庭责任后才敢按着自己性取向谈情，六十岁人俨如十多岁的小子，初尝恋爱滋味。

江绍祺谈及口述的过程，对长者同志来说是一大挑战，“其实他们面对好大的挑战，社会上给他个挑战，或者那世代给他，其实同性恋是罪，不见得光。”。

2012年在演唱会中“出柜”的黄耀明，虽身处的年代不同但亦身同感受。他忆述年轻时虽然已有两间供同志聚首的酒吧、餐厅，大家都处于“你知我知，大家都不说。Don't ask, don't tell.”的状态，但大多数人都要压抑、收藏自己的性取向，最多只敢与好友知己坦言，交往也只可暗暗进行。黄耀明幽默道：“是要去暗角啦，当然，不是暗角是会被人打的。”

然而，相较于“被自杀”的同志督察麦乐伦，被打或许已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令少年黄耀明为之震惊、深感威胁的“麦乐伦事件”发生于八十年代，当时政府内部禁止同性恋，这名苏格兰籍督察与少年发年性行为，被揭性取向后，“被自杀”身中五枪。事件虽激发了同性恋非刑事化运动，在1991年修改了法例，但至今仍在曾处于八十年代的同志们脑海中留下余震。

救赎源于“外国势力”

在社会的框架下，黄耀明曾经到教会寻求救赎，但“我去到之后，发觉个地方给了我好多压抑，然后生活得好辛苦。”幸而，他当了商台DJ后多接触西方音乐，从Boy George、Culture Club等乐手的作品下得到了释放。当中尤其以被BBC禁播的热卖单曲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的《Relax》为其启蒙，令他明白“celebration of desire”，“规矩不是一定要那样守。”

达明一派往后的作品《禁色》、《忘记他是他》也是与这些音乐灵感一脉相承。黄耀明指“好多外国势力给了我好多inspirations，令到我觉得我是不应该惧怕，应该勇往直前。”无奈同性恋禁忌总令乐队面对香港传媒时难以坦言他们的用心。

同志平权与所有社会运动同舟共济

黄耀明在成立大爱同盟后除积极推动同志平权外，亦致力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如火如荼的雨伞运动，这一份热肠让江绍祺对同志运动有另一番新体会。黄耀明响应是吴霭仪、杜叶锡恩、教会神父等，在推行同性恋非刑事化运动不遗余力所埋下的种子。“我觉得，怎么他们都会那样做呢？大家都会为其他minorities做这样的事，到我一路走下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关心其他人的well-being。”

本来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悠长欧洲之旅的黄耀明在九月中离港后，每天都关注罢课运动，身在欧洲，心在香港。他忆述在9月29日，他在伦敦观赏《Pride》这出讲述同志与矿工互相扶持、争取公义权益的电影，流下了他的热泪。在会上再次为这电影眼泛泪光的他反思电影的结局：社会运动纵然输于政府的强权下，那只是短期的失败，但这一份为之感动的团结却为英国同志发展种下好好的根基，促使英国把同性婚姻合法化。黄耀明有感这正与香港现时情况平衡。

这一份感动与大众的热情把黄耀明带回了香港，他深信“其实所有的社会运动，大家应该是互相扶持，大家应该是在同一条船上面。”他认为大家参与社会运动是别无选择，就如佢2012年“出柜”一样，是眼见香港社会仍然对同志充满歧视，很多同志还是得不到心灵的平安、舒然，“如果个社会系美好，根本没有人需要表明性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