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同志事业”的春天

说到“同志”形象，先要说说“同志”这个称呼。“同志”这个词古来有之，与“先生”、“长者”、“君”等差不多，都是朋友之间称呼,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意思；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就互称同志；到了现代，“同志”已经成为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表明大家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关系。用这个词作为对同性恋者的统称，取意虽然很好，也没有歧视性的成分，可是应用起来的效果并不理想。 经历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他们都是叫着“同志”走过来的，他们对“同志”这个词有格外的亲切感，而在他们中间对同性恋的抵触者居多，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反感，更是强烈地反对。用他们心中最美好的字眼作为他们所反对的事物的称呼，对于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接纳来说，至少现在来说是不适合的。而同性恋群体也确实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名正言顺的响亮名字了。我写文章的时候，每当用“同志”两个字来称呼同性恋者的时候，都要在上面加个引号，明白的还知道是为了说明此“同志”非彼“同志”，要是不明白的还以为我是在刻意强调“同志”群体的特殊性，实在是不方便。 说到“同志”形象，还要讲讲同性恋与爱滋病的关系问题。 作为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关注“同志”，关注艾滋并无可厚非，而她却没把“同志”群体和艾滋病的关系向大家讲清楚，在很多人看来，李女士似乎是要拿“艾滋”为利剑相要挟，代为“同志”们向世俗发出挑战——“容我则同畅，不容则共亡”。为了避免误解，我认为，讲清楚这个问题十分必要。 艾滋病最早是在美国的男性同性恋群体中发现的，当时美国媒体和医学界都称其为"男性同性恋癌症”，但短短数月之后，人们就发现男同性恋并不是艾滋病传播的唯一途径。同性恋者（主要是男同性恋者）性行为的无规范性，只是加速了它的传播而已。 “心有所忠，情有所专”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作为普通人，同性恋者也不例外，那又是谁促成了一些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伙伴的行为呢？ 无论是15世纪梅毒在欧洲的爆发，还是20世纪艾滋病在全球的传播，罪魁祸首都是社会规范的疏漏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同性恋者的性滥交问题。人，始终是问题的受害者。而同性恋者作为其受害者，不应该再成为代罪羔羊。仇视同性恋者、继续地漠视和歧视他们只能导致疏漏的继续存在和悲剧的重演。而单纯的宣传教育不是万全之策，封杀取缔更非明知之举。只有把“同志”群体纳入到社会的大家庭中，给予其平等的地位和合理的规范引导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也理应是社会对它的每一个成员应担负起的责任——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作为“同志”组织的联合体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同志”们做事情：对“同志”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为“同志”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依据和指导；为“同志”婚姻提供正确合理的模式；另外，联合体还要为“同志”及其成员组织争取更多的政策宽限和舆论支持；为组织的正常运转募集资金。 事业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斗争也不非得你死我活，对于“同志”问题来说，过于冒进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转变人们的观念和态度非朝夕可成，也非发法律和命令能迅速解决的，以尊重和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情感为前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正如一部《断背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