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群体生存状况报告

　　三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著名的门户网站腾讯网做了一个特别策划，从去年一年的发帖中提炼出“网民的100个心愿”。其中第100个是：希望中国同性婚姻早日合法化。　　点开这个链接，呈现在眼前的是同性恋情侣情人节在前门拍婚纱的报道，章义等两对同性恋者的亲昵照片赫然在目。　　CCTV的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新闻。新闻后边还有一个态度调查。在8万多的总投票数中，75.69%的人选择了“男女同性恋都接受”，93.34%选择了“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这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完全跟常识相悖的调查结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同性恋权益倡导者李银河博士2006年发布的《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公众态度》调查报告。只有27.3%的被调查者支持同性恋婚姻，高达70%的人持反对态度；只有20.8%的人认为同性恋没有错，相反有37.8%的人认为“完全错误”。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公众态度调查，样本在全国随机抽取，结果应有相当的可信度。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其实答案很简单。去前门参加拍婚纱照活动的是他们，呼朋唤友去CCTV网站投票的也是他们：同性恋志愿者。他们的人数或者不多，但他们争取自身权利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力，呼之欲出。　　著名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的所长万延海一直在关注他们的行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拍婚纱照这一活动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同性恋者作为公民社会中的一种力量，正在形成中，甚至已经形成了。”　　中国“同运”的里程碑　　在万延海看来，1993年可谓中国的同性恋元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社会呈现改革开放的态势。很多思潮发展到这时，对同性恋的沉默已经变成不能容忍的事情。”　　这一年，王小波、李银河夫妇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出版；万延海在北京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午夜直播节目里，高谈阔论着同性恋的权益问题。　　“这对公众启蒙，特别是对同性恋人群的意识唤醒，起到了重要作用。”万延海说。　　也就是在这一年，章义在北京地铁里看到媒体上的同性恋报道，生活轨迹被决定性地改变。　　如果说章义的自我认同之路是一部典型的血泪史，那么同样参加拍婚纱照的女同性恋者丹娜的成长简直称得上是一帆风顺。“我跟他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是一代人。”　　来自大城市的丹娜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她初一情窦初开、被同性“电到”的时候，刚好是互联网兴起的1998年。　　从一开始，丹娜就自信自己是很正常的。现在在北京一所名校读研究生的她从不刻意去隐瞒自己的身份。当被邀请参加拍婚纱照活动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1998年，是同性恋发展无可争议的拐点。这一年，拍婚纱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同语”（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组的负责人闲，在经历了遍寻图书馆找不到中文同性恋书籍、只能苦学英文啃原著的漫长黑暗时期后，终于发现了一片“碧海银沙”——第一个拉拉聊天室。“当时全中国就只有20多个拉拉找到那里聊天，那时候还没有组织，是‘找到了彼此’的感觉。”　　“互联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隐蔽性的群体呈现爆炸性的发展。” 万延海说。　　中国法律环境的逐渐改善也有利于同性恋运动的发展。1997年的刑罚修正案里，删除了流氓罪的条款，压得同性恋者喘不过气来的一座大山被搬走了；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通过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是“性指向障碍”这个诊断也被不彻底地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