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同性恋历史就是一部暧昧的历史

　　弥子瑕为卫灵公“余桃”，龙阳君为了魏王对鱼哭泣，汉文帝赐邓通铜山，汉哀帝为董贤“断袖”……温和、漠视，没有中世纪欧洲对同性恋的暴戾，也没有上世纪美国对同性恋的敌视，中国历史中每提及同性恋，始终都像一部暧昧的长诗。　　“只是一次活动”　　25岁的Lane和24岁的关含努力在人群中穿行。6月13日，新华路上颇受小资们青睐的棉花酒吧，狂欢的人群将20多平方米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身高不足1米65的Lane和关含好不容易挤到了二楼的窗口，这里视野良好，可以清楚地俯视派对活动。　　她们是一对拉拉。Lane是江苏人，在杭州工作；而关含则是美国人，在杭州学习汉语。一周前，从圈中好友的e-mail中获知这个活动，特意赶来上海。“比较新奇，一起来看看。”Lane说，“不过都是老外，也没有认识的人，比较像常见的大型派对。”关含能说标准流利的中文，说到“老外”一词不禁低头莞尔。　　6月7日到6月13日，“上海LGBT”（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人组织）及本地同性恋组织自发举办“骄傲周”活动，内容包括讨论会、义卖、派对等，超过1000名在沪同性恋者参加了这次系列活动。　　“只是一次活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如此定义这个所谓的“骄傲周”。他也受邀参与了这次活动中的座谈讨论会。“因为中西方的文化诉求截然不同，这样的活动有积极意义，但不会带来直接、根本的变化。它只是一个标示，很大成分是象征意义，将西方对同性恋的理解象征性地投射过来，但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周丹。2001年，周丹“出柜”， 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此后全身投入推广同性恋知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工作中，一直致力于各种相关的讲座、访谈、志愿活动。2005年6月27日，这位小个子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这就是一个派对，为了开心、聚会，除此以外，其实没有更大的实际意义。”周丹说，“如果要深究这个活动的深层次含义，是必须放在具体语境里的。要移植这样的概念，就要把整个价值观移植过来，这显然是水土不服的。”　　“三不”背后的压力　　历史上，比起中世纪欧洲对同性恋的残害、上世纪初美国对同性恋的敌视，中国的态度从来都比较温和。“对同性恋都持‘三不’态度：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周丹说，“既不打压，也不关注，中国的同性恋长期处于被漠视的状态，默默存在于一个隐蔽的角落。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中国与西方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文化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西方长期以来对同性恋的压制比较厉害，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的反弹也很激烈。但中国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暧昧的态度，中国的同性恋历史就是一部暧昧的历史。”　　对于自己的“出柜”，周丹笑称“绝对非典型”：“中国典型的同性恋都是不出柜的。为同性恋大声讲话呼吁的专家，都是异性恋。”　　“中国大多数的同性恋，最后还是会异性恋并结婚的。”高燕宁表示，在最近一份关于男性同性恋的调查里，被调查对象中的三分之二都最终选择了与异性恋结婚。　　周丹在他的法律工作中也遇到过这类情况，为与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和其配偶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其中常见的三种情况为：已婚的同性恋要求离婚、异性恋配偶要求离婚、男同和女同为掩人耳目假结婚后离婚。　　对于不知情的异性配偶是否算“受害者”，周丹始终认为：“对两个人都是悲剧，这种悲剧并不是同性恋造成的。大多数同性恋，自己都是不愿意结婚的。这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力有很复杂的关系。”而与常规认知不同的是，“实际上同性恋与异性恋结婚后，即使知情，婚姻解体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离婚成本太高。这不仅仅是同性恋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正常异性恋婚姻碰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