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性行为”成为北京“艾滋病传播主渠道”谁之过？

第四，恶意传播艾滋病在刑法上存在空白。一些人明知道自己已感染艾滋的情况下，却怀着报复社会或自暴自弃的态度肆无忌惮地恶意传播艾滋病，究竟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法律上的定性呢？

今年2月，美国伊利诺斯州有一名同性恋者，在获悉自己身患艾滋病的情况下与一名弱智的聋哑人发生了性关系，被该州当地法院裁定有罪，将面临长达七年的监禁。在美国，恶意传播艾滋病毒属于二级重罪，犯罪者可以被处以3至7年的监禁。

更早的2007年，荷兰三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通过网上聊天等方式结识同性恋者，并在家中组织多次同性恋聚会。他们用迷幻药、“迷奸水”(GHB)和酒类使受害人失去意识，然后对他们进行性侵犯并向他们注射被告的血液。荷兰当地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三名男子18个月到9年不等的监禁。

然而，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专门针对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内容，究竟是以“故意伤害罪”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存在广泛争议。在艾滋病日益猖獗的今天，建议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尽快立法，在刑法中专门增添“恶意传播艾滋病”的罪名，使那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再敢肆意妄为。

第五，中国政府应放松对国内和国外艾滋病社会团体的控制。纵观当今各国与艾滋病战斗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社会团体在艾滋病防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出于对所谓“安全和稳定”的莫须有的担心，政府相关安全部门对社会团体的准入和运营限制过多，手续过于繁琐，仅有的一些社会团体也因为资金问题举步维艰。艾滋病防治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很多事情并非是仅靠政府就可以圆满解决的。

同性性行为成为北京艾滋病传播主渠道，是政府的悲哀，也是同志人群的悲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首位发现艾滋病的著名医生之一，乔尔-威斯曼（Joel Weisman）上周四在洛杉矶病逝，享年66岁。

乔尔医生1980年时曾是一名内科医生，他发现有三位同性恋病人出现了医学上从未有过的新症状，一年后，他与加州大学的免疫学家马丁-戈特利布共同撰写了病情报告，并发布在《美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他们的报告是历史上首份专门探讨艾滋病的医学论文。

乔尔医生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三十年如转瞬般逝去，历史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痛定思痛后有所作为。

北京同志该洁身自好吗？答案已经再明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