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同性恋献血禁忌？

　　现实困境：医学筛查目前做不到百分之百

　　规定其实只是一种约束，但是如果同性恋和多个性伴侣者隐瞒自己的身份执意要参与献血，没有人可以阻拦。于是一种新的质疑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如果同性恋者和多个性伴侣者果真携带了艾滋病毒或者干脆就是艾滋病患者并且已经参与了献血，该怎么办？

　　高主任告诉我们，除了在献血现场看到的降低淘汰率的检测以外，采回来的血经过国产试剂的第一道检测后还要经过灵敏度更高的进口试剂的第二次检测，此外，他们还会采用不同厂家的试剂、不同的设备和不同的检测人员的检测来保证血液的安全。

　　尽管如此，但记者询问能否将艾滋病毒百分之百的检测出来时，李主任表示有待商榷，而高主任则说医学上没有百分之百，任何事情在献血的风险上没有零的突破，即使是在国外同样的实际检测也会存在几十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的失误。

　　“这里要引入一个窗口期的概念，病毒是抗原，进入体内以后，会产生相应的抗体，产生抗体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在产生抗体以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叫病毒窗口期，对于艾滋病毒而言，窗口期大约是40多天。”高主任说，“目前的检测手段对于处于窗口期的艾滋病毒还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个潜在的隐患，尽管现实中我们能保证99%%的安全，但是剩下的1%%摊到任何人的头上都是100%%。”

　　除了窗口期的隐患，试剂漏检的问题、人工操作的误差问题，还有环境的变化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

　　高主任向我们介绍，检测手段的缺陷在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

　　高主任说，检测手段的缺陷是不主张同性恋者和多个性伴侣者参与献血的重要原因。

　　尊重爱心与遵守规则：献血前的沟通是必要的

　　检测手段固然是硬性的，但高主任还提出，为了保证血液的安全，医务人员在献血之前和献血者有效的沟通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减少携带或者可能携带艾滋病毒的同性恋者或者多个性伴侣者参与献血。他说这种沟通是每一个负责任的采血医务工作者所必需的。

　　高主任表示，在西方国家这种医务人员与献血者之间的沟通甚至是确认献血者是否是同性恋者，这是极其正常和坦白的。但是，在北京市街头的义务献血现场，记者却看到很多献血车前，无偿献血者通常只是填完一张健康征询证就匆匆进入车厢开始献血，很少看到医生与献血者之间的交谈。

　　高主任认为，这是因为在西方，人们的思想已经很开放，并不是谈到同性恋或是艾滋病毒就避之不及，而在中国，人们往往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一些情况。

　　“这个时候，医务人员可以采取比较婉转的方式与献血人员交流，如果献血者还是拒绝透露，可以采取留下电话的方式，随时接受献血者的反馈，并进行保密性的弃血。”

　　别类出路：自体输血有利有弊

　　自身输血就是当病人需要输血时，输入病人自己预先贮存的或失血回收的血液。10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自身输血，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自身输血有很多优点，特别是认识到输异体血可传播肝炎和艾滋病以后，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自身输血的兴趣。

　　“输血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必须为大家所接受的观念，不到实在不输血会影响到生命安全的时候，最好不要输血。”高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这么说。

　　而李学铭主任则强调要倡导公众接受自体输血的观念，他认为，异体输血即便采用再严格的筛选检查也不能完全避免同种输血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异体输血还存在着血液传播疾病的潜在危险性。而自体输血，不传播疾病，无血型不合引起的溶血反应，无异体抗体引起的免疫反应，节省血源，又可解决稀有血源缺乏的困难，还可以减少病人的开支。许多发达国家对术前存血已广泛使用，副作用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