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同性恋酒吧“见光死”的启示

　　 新加坡《联合早报》4日刊文 大理同性恋酒吧经历的波折，凸显中国政府在向这个群体进行防艾滋病教育上所面对的两难。中国2009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有32.5%来自同性性传播，比例显著增加。这个信号或许说明政府与地方官员甚至是非政府组织，在同性恋者防艾方面寻找低调与公开间的平衡点越来越重要。更具策略性的思考，包括设计适当的宣传方式和媒体曝光是关键。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京报》等媒体上个月底报道了有关云南大理市卫生局注资开设男同性恋酒吧，并计划和志愿者们通过酒吧的平台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的新闻，吸引了外界不少好奇的眼光。

　　在中国，抱着如此开放的态度主动且直接进入同性恋群体的生活，进行防范艾滋病宣传工作的地方政府机关本来就不多，而愿意在媒体上曝光的更是少见。

　　大理市卫生局副局长、大理市防治艾滋病办公室主任蒋安民告诉《新京报》：“开这个酒吧，就是为了给男同性恋一个交往和活动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找到男同性恋，才能给他们灌输预防的知识，对他们的行为有所干预。”

　　对于酒吧可能影响大理作为旅游城市的形象，蒋安民说：“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早就考虑过。我们现在有什么就是什么，不回避，实实在在地干活。我们要敢于向社会公开。说实在的，中国男同性恋的人数在全国有1800万，哪个地方没有？只是有些地方不敢承认这个现实……只要公开，敢于面对，就不存在影响形象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勇气很快就面临现实的考验：在各方压力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下，这个带有些许创新元素和想象力的大胆举措还没有机会真正起步，就已遭遇阻碍。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天本应是这家酒吧开业的日子，但它却被迫“延期开业”。一般相信，这意味着同性恋酒吧的计划很可能流产。

　　同性恋和艾滋病，这两个至今在中国仍附带歧视性标签的身份，要得到社会的接受并以平常心对待，显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大理同性恋酒吧经历的波折，凸显了中国政府在向这个特定群体进行“防艾”教育工作上所面对的两难。

　　在想方设法跟一般隐身于社会中的同性恋群体扩大接触、以进行有效“防爱”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低调处理无助于提高整体社会在这方面的意识，也无法达到为同性恋和艾滋病“去污名化”的宣传效果。

　　另一方面，公共资源的使用必须公开，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所引起的不同意见，很可能招致更多针对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注及刻板印象。缺少一个真正包容的环境，同性恋群体将更为退缩和封闭。

　　性传播如今已取代吸毒和血液传染成为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尤其是当有调查显示同性性传播也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一个新的挑战。

　　中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2009年艾滋病疫情的联合评估结果上周公布，其中发现在中国2009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的4万8000人中，有32.5%来自于同性性传播，比例较以往显著增加。卫生部部长陈竺说：“这是一个足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信号。”

　　而这个信号或许说明的是政府与地方官员，甚至是非政府组织，在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工作方面寻找低调与公开之间的平衡点越来越重要。

　　更具策略性的思考，包括设计适当的宣传方式和媒体曝光是关键，唯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大理同性恋酒吧的新尝试“见光死”，最终导致其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和功能的遗憾。中国的同性恋“防艾”教育也才能找到更宽广的空间。(曾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