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的防艾难题 检测演变成“卖血”

　　在南京，NGO与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互动。每周，疾控中心都会派出医生专门到酒吧和浴室进行采血。一家浴池老板说，浴池会给检测者10元代金澡券的奖励，据澡堂伙计说，现在每周检测的人维持在20多人左右，而以前这个数字是零，“因为他们害怕个人隐私会暴露”。而医生在检测前的一系列咨询交流慢慢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同时医生会给每个受检人进行专门的编号，以避免重复。　　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已有11000多人在中盖动员下接受了检测。　　靠同病相怜者来说话　　“我对他说，我是过来人，知道你的处境，有话无处说，有泪无处流，我们感染者就算是同病相怜吧”　　在南京市秦淮区疾控中心，几本《非政府机构动员检测人群登记表》记录着这一年多来疾控中心与NGO合作的成果。据秦淮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来亦超介绍，中心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接受了NGO动员来的1200多名MSM人群。与官方对社会大众所做的宣传相比，这种直接由特殊群体动员的效果显得更为立竿见影。此前，来疾控中心检测的人大多都不是这类高危人群，其中部分是恐艾症者。　　然而，检测还仅仅是第一步。在中国，真正的防艾难题还在于之后的随访管理环节。　　检测出新的感染者后，对这类人群进行干预、咨询、治疗成为疾控中心的重要工作内容。与一般传染病不同，目前的治疗手段无法完全治愈艾滋病，因此疾控中心需要对感染者和病人进行终生关怀。但是，由于严重的社会歧视现象存在，虽然鼓励被检测者提供真实姓名和地址，仍有部分匿名检测者无法取得联系，更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的随访关怀。在检测人群登记表上，本报记者看到在阳性感染者的备注栏里，有些电话号码后面标注着“拨打无人接听”或“是空号”。　　面对这一难题，中盖和一些NGO的办法是，靠同病相怜者来说话。　　现在，如果秦淮区疾控中心检出新的感染者，医生会向他们介绍“南京快乐人生互助组”，这是承担艾滋病关怀职能的一个NGO。　　“快乐人生”的志愿者之一唐朝自己就是一名感染者，坐在本报记者面前，他的乐观让人根本无法与服药四年的病人联系起来。　　唐朝关怀的一个例子是让感染者老刘“走出来”。老刘50多岁，今年5月他被确诊感染，一度绝望的他先后吃安眠药和割脉自杀。唐朝说，老刘是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准备第三次自杀时给他打的电话。唐朝接通电话后，在电话里即表明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我对他说，我是过来人，知道你的处境，有话无处说，有泪无处流，我们感染者就算是同病相怜吧。”老刘这才答应和唐朝见面谈谈，后来，另几个成员每天都会给老刘打电话，还邀请老刘参加组织活动。后来，老刘自己成了组织的一名志愿者。　　按照中盖协议，“快乐人生”每年成功关怀一个人，根据设定的考核指标，小组可以获得300元的资金。现在“快乐人生”有了自己专门的办公室，至少成员接电话不用再像以前做“兼职”时那样偷偷摸摸了。　　让NGO走出灰色地带　　一个NGO成员介绍说，在酒吧发放安全套时经常担心，“遇到警察无法解释清楚”　　面对外媒就盖茨基金会以现金激励模式运作的一些质疑之声，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博士表示，各个草根抗艾NGO组织会发挥想像力、运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现金补助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因为有时这样做的确可以动员更多高危行为人群来接受干预和检测。”叶雷说：“但是对于一些组织和个人弄虚作假、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检测，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针对存在的少数违规情况，中盖正在制定更严格的评价体系，随时对NGO的申报人员进行评估，大浪淘沙，以便找到真正愿意并有能力为防艾事业做贡献的NGO组织。　　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由于中国NGO需要找到主管单位才可以在民政局申请注册，而在目前社会环境下，谁也不敢给同性恋小组和感染者小组充当主管人，这导致了不少防艾NGO无法注册，处于灰色地带。中盖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对NGO是否注册并没有要求，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皆可跨入这个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