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份女同性恋家暴调查

　　白雯(化名)是家中独女，父母亲开始并不知道她是拉拉，直到有一天她和女友在房间里亲热时被父母撞见了。当家人得知了白雯的同性恋身份之后暴力就发生了。“我母亲当时就赶走了我的女友，没收了我的手机，并以死相逼不许我和女友来往”。　　在徐玢看来，这其中可能包含着对同性恋本身的绝对厌恶和歧视。　　徐玢说：“在原生家庭中反映出来更多的还是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给家庭带来的舆论压力与暴力的关系。施暴者所承受的压力是家庭成员中出现同性恋者(尤其是子女)而带来或者可能带来的社会舆论压力。”　　在父母亲和社会压力之下，白雯顺从了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男人，“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与白雯一样，同样面临着父母亲和社会压力的孟萌(化名)结婚很早，丈夫比她大十岁左右。但婚后她对丈夫始终没有感觉，总是思念自己原来的女友，并保持联系，最终酿成了一场悲剧。　　“为了跟她(前女友)见面我开始跟老公争吵，吵着吵着他开始动手拉扯我，我还是不依，偷偷出去。回家后他就对我拳打脚踢。可我还是偷跑出去见女友，他也就发现一次打一次，一次比一次狠，我忍受了快一年，觉得他都快要把我打死了，但我实在没法离开女友。终于情急之下，我拿起刀子刺进了他的大腿。他没有死，而我则被关进去几年，出来后离婚了。”孟萌轻描淡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孟萌其实并不是个案，在有或者有过异性伴侣的163个个案中，曾遭受过来自异性伴侣暴力的被调查者约占25%。这也就意味着，女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与男性结婚之后，同样可能遭遇家庭暴力。　　究其原因，徐玢认为乃是由于现行法律是以异性婚姻作为合法关系，因此，如果已组成异性婚姻关系的一方由于同性伴侣关系的原因而试图中止婚姻关系，则很容易遭到男方的威胁和暴力情况。　　拉拉们在描述来自父母亲(包括亲属)的家庭暴力行为时，“侮辱谩骂”被列举最多；在描述来自同性伴侣的家庭暴力行为时，“不理睬、漠视我的存在”则占据近1/3；这一项也成为了来自异性伴侣的家庭暴力的首选项。更为详尽的描述见图所示。　　多数拉拉选择了沉默　　在遭遇到家庭暴力时怎么办？　　桔子苦笑，赵桦无语，白雯泪水涟涟。　　这一刻，置身事外的她们或者会有百般情绪。但那一刻，在遭遇家庭暴力的那一刻，除了寻求私人支持和帮助之外，她们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首份调查报告也显示，拉拉们在遭受家庭暴力时主要求助方式还是以社区内的私人性支持和帮助为主，而并非是通常情况下女性遭遇家庭暴力会求助妇联等有关部门。　　桔子说，阳阳当时被送到医院，及时得到救治，生命并没有大碍，但从此她和阳阳也就分道扬镳了。当她们身陷家庭暴力困境时，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求助，因为她们是背着父母亲偷偷相好的。　　“求助能有什么效果呢？”桔子满是怀疑。　　首份调查报告通过对遭受过暴力的个案和为遭受过暴力的个案对求助效果的判断和认识，其结果与桔子的反应几乎一致，超过半数的受害者认为求助只为他们解决了小部分问题，而其他被调查者对求助效果的预期同样偏低。　　在赵桦看来，对于求助的效果不但不敢预期，求助之后甚至还有可能会使她们身陷窘境。毕竟在这个同性恋还不被认可的社会，人言可畏。　　桔子黯然道：“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而我们只需要那么一点点空间。难道认可我们、给我们自由就有那么困难吗？”　　徐玢说：“女同性恋遭遇家庭暴力时往往习惯于求助同性恋社区或组织，通常原因是害怕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曝光或是不被求助对象所理解。但由于反家暴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同性恋社区或组织的相关人员一般没有接受过相应的培训，因此处理问题的效果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