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李银河想得太简单

　　比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两名妇女不将房间租给一名女同性恋者，被判罚款，还要道歉并参加同性恋“觉醒课程”。在加拿大，表达不赞成同性恋的看法也可能犯法。美国一位工程师，在收到一封“全国出柜日”的宣传同性恋的电子邮件后，回复给寄件人：“请不要再发这种信息给我了，因为我很恶心，看了很不舒服。”结果他因此被解雇，理由是性倾向歧视。这些做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对同性恋问题只能赞成不能反对，表达厌恶都不行。其实，绝大多数异性恋者想起同性恋行为，都会本能地感到不舒服，如果这种生理本能不存在或者乱了，笔者想人类的生殖繁衍都会成问题。

　　抽底追问与传统的张力

　　当代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与60年代全世界范围的激进运动有密切关系。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就是反主流与革命，几乎要打倒任何权威和既定的秩序，声称要将少数群体从多数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在这些革命者看来，任何规矩和秩序都是理性的牢笼。

　　尽管这场运动也有正面的贡献，比如为黑人争取了平等的民权，但其激进和乌托邦的一面也让人看到了滥用抽底追问的思维方式的盲目和荒谬。

　　这种思维方式以欧陆的唯理主义哲学为指导，凡事都诉诸一些最高的原则来判断。比如，人生而平等，个体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也不能只顾逻辑成立而不顾现实地乱用。激进的乌托邦人士往往就是只顾逻辑和原则而罔顾现实和传统，不符合的一律冠以“歧视”、“多数专制和霸权”的帽子。这样的“反歧视”有多可笑，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

　　一个国家可能有一百多种大大小小的宗教，尽管法律规定所有宗教具有平等的地位，但绝不是每个宗教的节日都能像基督教的圣诞节那样全国放假一周。这是不是歧视?

　　现有的书写和阅读模式都是为右手人士设计的，这是不是对左撇子的压制?是不是要用立法来保证一定比例的印刷品专为左撇子设计?

　　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也只有六种，小语种的国家必须用这六种语言来交流。这是不是多数的专制和霸权?

　　我们要争取每个人生来在起点上就是平等的，有人就提出把所有婴儿一出生就集中统一喂养，以使得他们起点平等。我们现在知道这太荒谬，是一种法西斯主义行为，但是这显然符合激进主义者的逻辑。

　　很显然，我们不能单靠抽象的逻辑和抽底追问的原则来建构我们的文明。维特根斯坦说，脱离了具体的语境，我们可以把任何行为解释得符合任何规则。这样表面上是追求解放，带来的很可能是奴役和混乱。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就领略了这种唯理哲学的破坏力。一百多年来，人类还在不断为这些乌托邦思维方式付出代价。

　　痛定思痛，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文明固然离不开抽底追问式的创新，但同时也必须尊重传统。思想家们看到，欧陆的唯理主义哲学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则能为自由社会提供更坚实稳健的基础。唯理主义诉诸最高原则和公理来进行抽底追问，而经验主义拒绝用那些抽象的原则去一刀切，经验主义者充分肯定传统的价值，讲究渐进地、一层层地务实地推进文明。

　　一个健康的文明，是在抽底追问与尊重传统两种力量的张力中前进的，离开了对一些基本原则的抽底追问与反思，文明会丧失自我批判的创新活力，而如果没有对传统的尊重与保守，则会导致混乱与灾难。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意义就在于此。

　　面对婚姻这样一些人类文明基石性的东西，在变革的时候更是要慎之又慎。传统是几千年智慧与教训的沉淀与结晶，几乎所有稳健的主流文明都不能当街做爱，都不允许乱伦、恋童，也不允许同性结婚。主流文明在性方面的这些共识绝非偶然，这些传统是合理性的沉淀，是人类一些基本属性和生存状态的必然要求，我们有理由对这些最基本的传统保持一点敬畏之心，三思而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