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中国同性恋爱得太辛苦了

二零零一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準》将同性恋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被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认定。此后，随著资讯流通与开放，社会上的同性恋歧视现象大大改观。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新闻出版部门严格限制同性恋题材的出版，广电总局禁止同性恋影视节目播放，互联网会不同程度地审查、限制同性恋网站（“将之等同于色情网站”心同网更正：目前国内多数IDC运营商将同性恋网站等同于低俗网站），人们在学校等正规教育渠道，也无从获得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知识；而为社会所知的同性恋，多半与卫生部门发布的艾滋病资讯相关。零九年十一月，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性传播已经成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而在新发感染中，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佔到传播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NGO爱知行研究所的发起人万延海对这样不对等的资讯表示抗议：选择性开放的资讯渠道“容易误导公众，让公众简单地以為同性恋就会得艾滋病，认为同性恋就等于艾滋病”，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歧视。

万延海曾是一名医生。一九九四年他创办了《爱知行动专案》，一边关注同性恋者权益，一边开展艾滋病教育与防治工作，并持续至今。

像万延海这样，致力中国“同志”权益维护的个人和民间组织还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也是敢于“出柜”的少数名人之一，零五年，他策划的首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辗转亮相，尽管最终遭到了公安部门打断，勒令停止，也引起相当的社会关注。

而出身高干之家的前《源流》杂志副总编辑吴幼坚，在花甲之年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接受媒体採访，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二零零八年，广州成立中国第一个同性恋亲友会，吴幼坚出任会长，并负责亲友会热线电话的接听。她对儿子的公开支持，也为她引来了大量的同性恋铁杆粉丝。粉丝们亲切地叫她“坚姐”。

广州的大学生同性恋者豆豆创立了《朋友公益》，这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改善大学生同性恋者生活质量的团体。豆豆的第一个男朋友曾经无法面对自己的身份，“他相信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同性恋者”，最终这让他们痛苦地分手，但豆豆也由此开启了公益之路。“朋友公益”如今会在大学城附近定期举办聚会、主题讨论，也在朋友圈子里普及健康常识，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在学者张北川看来，西方对同性恋者从普遍歧视到相对宽容，用了几乎一百年时间，而在中国，同性恋群体从非刑事化、非病理化，直至日渐人性化的艰难历程，仅发生在二十年间。

“革命”远未成功，“同志”身份并不特别受政治限制，但被主流社会、尤其是传统家庭接纳的程度，在中国大陆，还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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