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拉拉队”现状 高学历女同皆因时尚？

　　司梓琪的第一任女友就是通过网络相识的，两人在一起走过了2年2个月零8天。现在的女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前夕司梓琪将女友带回了家中，可惜换来的却是父母的怒火和一张飞往加拿大的机票。　　面临自己募款的困境　　“在我看来，拉拉的生存环境是中间略偏上。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都是做过风险评估的，活动形式比较温和。”司梓琪自信地说。　　当初，她组织拉拉聚会，就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拉拉，消除对她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更多的权益。　　从另一方面考虑，对缺乏政府资金投入、仅靠自己募款的拉拉组织来说，身份困扰好像更大一些。司梓琪说，在中国同性恋组织没法注册，也不能取得合法身份，而没身份就很难争取捐款，很多慈善机构不会捐款给没注册的组织。　　反观国外，对同性恋的态度比国内开放很多，像荷兰等国家甚至允许同性恋者合法结婚，但司梓琪却从未想过要留在国外。她认为，在国外的留学生本来就很寂寞，拉拉则是寂寞中的寂寞，这种寂寞让她更加思念家乡，更怀念远在济南的恋人。　　要不要搞“形式婚姻”　　在司梓琪看来，帮助拉拉自我认同，聊天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女孩不觉得孤单，LES群就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随着大家了解的深入，讨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元、深入，从法律到历史，从活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　　比如有一些拉拉，年龄在35岁左右，都已婚了。环境中的诸多压力，让她们必须结婚。有的女性，后来离婚了，就想找个伴儿;也有拉拉没离婚，家庭看似美满安稳，子女也慢慢长大，很难离婚。每个拉拉都有不同的遭遇。但都会来群里聊天，定期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很舒服，起码有女伴分担痛苦。　　在一次群里的聚会中，组员栗子的妈妈突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大家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次之后，司梓琪与女友期盼着母亲能通过这段出国缓冲期，尝试着接受她俩的感情。可惜的是每次电话交流，母亲总是劝她“走向正轨”，司梓琪觉得自己就是在爱与孝、道与情之间左右为难，“还有一年就要回国了，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吧。”　　知名公益组织研究专家称——　　“拉拉队”领导力很强　　中国究竟存不存在“拉拉歧视”?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的观点是，学界一直流传有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拉拉歧视，另一种却认为歧视很大。由于山东是主流观念很强的地方，女孩就该孝顺、乖乖成家、生儿育女……　　万延海研究中发现，我们的拉拉生存状况跟欧洲比，差距很大。“欧洲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同的声音都能表达、被大家听到，这很重要。我们对此没有完善的法律，所以拉拉作为一种边缘人群很容易被侵害。”　　四年前，卫生部门首次公布处于性活跃期的同性恋数量估算资料——— 三千万。其中男同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约1000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恋者占总人口4%推算，中国同志数量约5000万。　　万延海说，拉拉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比男男性行为，甚至比男女性行为传播风险更低。因此，疾控部门在男同项目中投入巨资，常常是拿钱找人。“拉拉队”却明显缺乏关注，但拉拉们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文化和争取权益运动。　　从2008年情人节开始，北京的女同组织“同语”就开始做拉拉婚姻倡导活动。而山东“LSE”群中，今年也有女摄影师为拉拉们开展了拍写真活动，报名踊跃。　　万延海称，他很欣赏女性的这种“领导力”。他说：“拉拉的出现，确定了在同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她们在许多权益运动中，非常积极，也没有利益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