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根艾滋防治组织在艰难中前行

民间卫生组织也一直是官方频繁骚扰的目标。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组织只有找到了业务主管部门，才能到民政局注册。但倡导人士称，很少有政府机构愿意为关注政治敏感问题的团体提供担保，例如同性恋、卖淫或性病。

在如此的限制下，中国约1000个艾滋病毒组织中的大多数都只能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享受不到税务优惠，接受外国捐赠也会有风险；而国际捐赠往往是他们主要的捐赠来源。

即将就任总理的李克强，其政绩在艾滋病的问题上有一个污点。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是河南省的高级官员，一个采血项目出现了纰漏，使数以十万计的人染上了艾滋病毒。批评人士称，李克强忙于掩盖事实，而没有去处理问题的根源。就在他面对艾滋病组织的同时，一百多名在当时的丑闻中被感染的病毒携带者上访到了北京，去卫生部讨说法。

李克强的想法似乎已经转变了。11月，一名25岁的寻求治疗肺癌的病人被两家北京医院拒收，因为他的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社交媒体上舆情哗然。后来，他篡改了自己的病历，向医生隐瞒了自己的艾滋病毒检验结果，才在天津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摘除了肿瘤。谴责他行为的人和同情他遭遇的人随后在网上展开了一场论战。李克强下令卫生部禁止医院拒收艾滋病患者。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艾滋病依然是个可怕的问题。染上艾滋病的人群通常会被社会排斥，失去工作和住所，法律保护的缺乏令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2005年，一位化名大伟（音译）的艺术家作为同性恋和艾滋病毒携带者出现在电视上之后被立刻解雇。他的房东是一名医生，拿着打印出来的电视画面截图走到他的门前，把他赶出了公寓。“他说他自己对我的健康状况并无顾虑，但其他的租户会怎么想呢？”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回忆道。

即便是服务于艾滋病患者的专业人士也未能免遭歧视。“其他医生担心会从我的白大褂上染上艾滋病毒，”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陈谐捷说。“假如我去他们的办公室，他们会说，‘别坐下。’他们甚至都不会和我握手。”

岭南伙伴健康支持中心是一个环境舒适的地方，房间里有沙发和大鱼缸。他们尽量让每天登门的几十名同性恋男性不感到拘谨。这些人在这里，卷起袖子，检测自己的命运。假如他们的测试结果不妙，作为病人就会得到医疗方面的建议和信息。

“我们想让这里感觉上像家，而不是医院，”岭南中心的创始人孟刚（音译）说。

中心雇员称，不安全的性生活在这些受检查者中非常普遍，这是他们隐藏自己性取向的结果。

“同性恋男性间的性生活完全是地下的，”岭南中心员工小米（音译）说。

据孟刚称，大多数同性恋男性会放弃使用避孕套，而不愿质疑一个自称没有感染艾滋病的性伴侣。“这是个面子问题，”他说。

孟刚在五年前创建了岭南中心，作为他的同性恋倡导团体“广同”在健康方面的分支机构。广同通过其网站提供一些服务，包括性教育、社交建议和网上约会，该网站一年有约3百万访问者。

广同触及了一个中国政府一直掩盖的领域。同性恋角色在电视上被禁止，同性恋电影节不能登广告，而且警方通常迫使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组织在有政治敏感的事件期间取消活动。

尽管有国家层面的偏见，中国卫生官员称，与民间组织展开的合作，已经开始改变政府处理这类问题的手法。

“与性病的斗争不仅是个公共健康问题，”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主任杨斌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