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早期在德国被视为违法行为,东德率先将其合法化,因而被视为文明及进步的表征。但本周在柏林影展首映的一部纪录片中却揭露,当时的东德虽然高举文明进步的旗帜,
同性恋早期在德国被视为违法行为,东德率先将其合法化,因而被视为文明及进步的表征。但本周在柏林影展首映的一部纪录片中却揭露,当时的东德虽然高举文明进步的旗帜,实际上对同志仍然充满歧视和憎恶。
1986 年,东德率先将同性恋合法化。在德国,同性恋长久以来被禁止,是有法律条文作为后盾的-纳粹时期订下的《 德国刑法第175 条》。此项法令一出,不仅使同性恋被列为违法犯纪之事,也造成数以千计的同性恋在犹太人大屠杀时期,一并遭到监禁及杀害。
东德的同性恋合法化得到列国的赞扬,并将此举视为进步的榜样、文明的开端。反观西德,整整比东德晚了1 年才跟进同性恋合法化的脚步。但是,法律的开放并未真正为同志敲响自由的钟声,同性恋激进份子和政治人士仍然不断被“史塔西”(东德的秘密政治警察) 监视、跟踪、骚扰。
今(2013) 年的柏林影展,由Jochen Hick 和Andreas Strohfeldt 执导的纪录片《出走东柏林-东德的同志男女》中,导演探讨的就是当时东德政府的双面游戏-台面上的假性包容,私底下的不断迫害,还有其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
同志迫害沦为政客工具
同志迫害和反同志情节竟沦为政客操弄的工具?东德公民Gunter Litfin 的例子便是最好的说明。 1961 年8 月, Gunter Litfin 试图翻越柏林围墙后被枪杀,成为第一个围墙受害者。事发后一周,统一社会党(当时东德的唯一执政党) 的官方报纸为了粉饰太平,刊出一篇文章,控告Gunter Litfin 为同性恋,翻云覆雨之际被捉奸在床,因为走投无路才翻墙逃逸,所以不得不将其射杀。
西德民众闻讯,便为这位受害者举行了纪念仪式。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仍不善罢甘休,甚至刊行了另一篇文章《 缅怀桃莉? 》嘲弄西德悼念 Gunter Litfin 的仪式。 (“桃莉”显然是该报为Gunter Litfin 冠上的同性恋绰号)
说来讽刺,向来反对同性恋的教会倒是给予同性恋许多安慰和援助。 1970 至1980 年间,东德的各教会渐渐和共产政权抗衡,同性恋也靠着各教会干事的支持,集结起来在全国各地成立工作小组。但这些组织大部分都在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监控之下。 “史塔西”把所有基层的政治活动都视为对共产政权的威胁。
《出走东柏林》一片中探讨了许多主题,讲述“史塔西”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地监控各样的政治活动,还将此行动命名为《猎户座任务》。当那些长期被“史塔西”监控的对象翻阅遗留下来的档案,发现政府是如何监视他们时,全都惊讶不已。除此之外,“史塔西”还雇用了许多美男作为间谍,不仅去勾引西德首都高官的秘书以获取情报,还负责渗透当时东欧国家里面正在萌芽同性恋解放阵线。
根深柢固的“恐同情节”
直至1960 年代,大部分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国家都已将同性恋合法化,但法律的通过却无法根除深植于共产社会的“恐同情节”。这些同志激进份子后来接受访问,其中最精采的一篇访问,反倒不是来自德国人,而是一位英国人Peter Tatchell 。 1973 年,他参加了在东柏林举办的世界青年节。这个联欢节每4 年由东方集团各国轮流举办一次,每次皆有数以千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左派青年共襄盛举,除了大游行之外,各方领导人还会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Peter Tatchell 告诉记者,那一年在东柏林的青年节,与会的青年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公开的同志代表,他常遭受伙伴们的言语羞辱,甚至言语暴力,而且大多数的与会者都将同性恋视为“中产阶级的变态”。他回忆道,当年他试图高举支持同志的看板,和其他伙伴一起游行时,“史塔西”竟冲过拥挤的人群来追捕他。 Tatchell 说,这大概是史上首次同性恋在共产国家游行抗议。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连最无害、最轻微的同志政治言论也遭列入可疑名单。电影里,一群女同志叙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故事。适逢苏联红军解放纳粹集中营的40 周年,这群女同志订购了一个花圈,以悼念一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纳粹专门监禁女性的集中营) 的同性恋姊妹。其中一位女同志Marina Krug 到花店去领取花圈,惊讶的发现老板只给她一个空白花圈,上面并没有她指定要的题词。老板只简略地表示无法印制。 Marina Krug 心生怀疑,觉得事情并不单纯。果然,不出多久,花店老板便和两个男人尾随她至纪念会场。原来花店老板早已通报“史塔西”,打算以“策动暴乱”的罪名将她逮捕。
无法抹灭的标签
当时,无论你如何对东德肝胆涂地、誓死效忠,一旦被贴上“危险份子”的标签就很难翻身了,若你还是个同性恋,更是罪加一等。一位东德高官的儿子Michael Eggert 坦承,自己年轻时也曾梦想过能当上东德的领导人,他表示:“我们当然不想成为国家的敌人,更不想推翻社会主义”。 Michael Eggert 后来担任政府贸易代表团的随行翻译,1986 年时随行至古巴出差,被同行的贸易代表写信举发他大方“出柜”一事,随即被开除党籍。
柏林围墙倒塌后,大批东德人选择退出统一社会党,Michael Eggert 却心心念念能恢复党籍,最终成功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接下来要成形的新国家,已经和我的东德不一样了。”Michael Eggert 语中对东德的怀旧之情表露无遗。
电影以Gunter Litfin 的故事做结。 《出走东德》的导演访问Gunter Litfin 的哥哥Jurgen 对同性恋的看法,他表示他对同性恋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平常穿着相当有品味,谦恭,而且对女人殷勤有礼。
目前在德国一处碉堡担任解说员的Jurgen ,每天不厌其烦的对游客、学生叙说东德古老的历史,而这个碉堡就是当年东德军官射杀他弟弟的地方。当媒体前来访问时,Jurgen 坚持要媒体先发出声明稿,为他们曾经捏造他弟弟为同性恋一事致歉。几经斡旋后,当地媒体才圆了Jurgen 的心愿,使这起多年来社会大众的误解终于沉冤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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