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访美公开提及同性婚姻 彰显中国进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汪洋的一句玩笑打破了过往的躲避与暧昧，这至少表明，中国官员们对国际的同性恋运动有相当的了解，从过去的害怕触碰这一话题，到外事交往中的轻松谈及本身即是进步。

7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首秀”，以玩笑开场，他说“今天由我和雅各布•卢这对新人来主持新一轮的中美经济对话，在中国的语境里，新人是指刚刚结婚的夫妻，我知道美国允许同性婚姻。但显然我和雅各布·卢没有这个意思啊。”（新华社）

作为中国高层官员中首次公开提到同性婚姻的人，汪洋的玩笑被国内外媒体解读为轻松、自信，在同性恋社群也反应积极。

1949年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话题在中国“讳莫如深”，人们“谈同色变”，言及同性恋，仿佛在讲一件下流、让人恶心的事情而尽量避免，官方的语境中，同性恋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批判，性倾向被建构成了意识形态问题。

原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多次公开发文要求删除影视作品中同性恋情节的表达，宣传部门也下禁令：“同性恋、包二奶等不得报道”。不能谈、不要谈，是官方之前的态度。这在今年四月冰岛女总理偕夫人来访时仍表现明显，宣传部门明确要求内地媒体对冰岛总理的同性恋身份“不渲染、不炒作。”

就在两天前，我拨打深圳一家报社的报料热线，接线员一听是同性恋议题，就粗暴地打断我说，“我们是政府办的报纸，怎么能报道同性恋呢？” 好像报道了同性恋，就是不听政府的话。不能公开报道同性恋，已经成为一些媒体人内化的“自我审查”。

在中国的各级官员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他们大多隐于“柜子”，根本不敢公开主张权利。在汪洋之前，几乎没有官员公开提及同性恋议题。当不知道如何发言时，回避成为最好的选择，在回避和躲闪中形成官方对同性恋的“暧昧”态度。

汪洋的一句玩笑打破了过往的躲避与暧昧，这至少表明，中国官员们对国际的同性恋运动有相当的了解，从过去的害怕触碰这一话题，到外事交往中的轻松谈及本身即是进步。在中国，同性恋议题不是谈得过多，而是官方根本没有人“搭理”，公开谈论本身就具意义。官员的话“出口转内销”后，不但能影响到相当数量的公众，还会对官僚体系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的官员都习惯往上看，所以，高层领导的表达，对下层官员有示范作用，汪洋的一句轻松玩笑，或能缓解很多基层官员对同性恋议题“紧张兮兮”的态度。

尽管我并不想过度解读汪洋的一句玩笑，但发端于民间的中国同志运动，以前鲜有官方的声音。而社会政策的改变，没有政府的配合就难有最后的突破，因此，推动更多的中国官员们主动或被动的就同性恋议题发表看法，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策略。

同性恋话题从不能说，不要说，到坦然的说，走过一段艰难的过程。能说就是权利，可以说即是进步，愿意说就是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期待汪洋式的幽默再多一些。（夫夫生活 文/阿强 原文标题：汪洋访美讲同性恋玩笑彰显中国进步）

(提示：上述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仅供讨论和参考。心同网刊载此文出于展示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