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秘到公开：中国同性恋走入公共空间

在中国，同性相恋很长一段时间被当成精神疾病。直到2001年4月，《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将“自我和谐”型的同性恋去除。笔者老家一位女邻居，结婚后不愿与丈夫同床，在床的中间放置木板隔开，回到娘家跟家人说后，被父亲暴打，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一年。

而另一位河北的同性恋者，跟父母出柜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四年，一位健康的年青人被治疗成了病人，药物的后遗症，让他生活难以自理，时常感到头痛欲裂。还有很多同性恋者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偷偷的在手上戴着橡皮筋，当对同性有冲动和幻想时，就拉长橡皮筋弹自己几下，让疼痛占胜欲念。甚至有人买来氨水，每当想同性时，就打开来闻一闻，让恶臭的气味驱散对同性的向往。这些“治疗”当然并不能起作用，更多的民间“偏方”浮出水面，有人被要求“加强自律”，有的求助巫婆神汉或烧香拜佛。除了被外界当成病人，很多同性恋者自己也把自己当病人，渴望改变。人们提起同性恋时，常加上“患者”二字。

同样是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因做了一期“走近同性恋”的节目，编导和主持人均“被下课”。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媒体上，同性恋从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现，涉及同性恋的电影也被原广电总局禁止在公共影院中播放。

现在，我同志我骄傲

直到2004年，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有500-1000万青年男同性恋者。在这之后，同性恋在中国的活跃程度显著增强，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大幅增多，也更为客观。

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年轻同志，很容易获得同性恋信息，自我认同更快，纠结更少，也很难感受到老一代同志在“流氓罪”时期的恐惧，在“精神病”时期的被歧视。除了信息化带来的影响之外，年轻一代同志不必人人依靠体制，个体生存的空间拓宽，老一代同志担心被单位开除丢饭碗而瞻前顾后，很多年轻人则“大不了换个单位”。

与老一代同志很多人走进异性婚姻，过着实质上的异性恋生活不同，年轻一代同志，很多根本就没打算结婚，顾虑较少，而城市化的进程，帮助很多人远离故乡，在陌生的城市里，人际关系疏离，自由度更大，与陌生人出柜也相对容易。一些同性恋者开始跟家人、朋友和同事公开身份，与同性伴侣同居，甚至共同置业。

另外，同性恋机构最近几年大量成立，很多人开始成为职业的同志活动家，他们的职责就是推动同志权益，而提高社会可见度是同志争取权益的重要一环，因此，大量的同志活动开始进入公共空间。

而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代表同性恋平等权益的同性婚姻在十多个国家合法化，国际同性恋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同样影响着中国，中外互动频繁。中国的同志活动家开始利用现代公益的手法，频频制造话题，通过媒体发声，让同性恋群体的声音更响亮。

5月17日长沙的同志游行中，一位中年路人问一位参与者：“你们这是干什么”？

“反对歧视同性恋!”

“难道你不怕别人以为你是同性恋吗？”中年人问。

“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同性恋啊！”年青志愿者大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