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研的你敢承认自己是gay吗？

当我们想列举一些知名的LGBT（性少数）明星，我们发现这非常容易，分分钟几十几百个。但，如果是LGBT科学家呢?这件事就他妈尴尬了。我们都知道阿兰·麦席森·图灵、约翰·纳什、维特根斯坦、牛顿（据说……），对于我等普通人来说再想往下举就很难了。对这个问题，讨论方向有很多个，比如文学家可以凭借作品推断性向，但科学家很难凭他的科研成果推断性向；比如科学家本身被大众了解的也不多，学术哪里能产生超男、超女了。另外，科学界本身是不是存在性别上的不公？关于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有专门的的研究——为什么男女研究生几乎差不多，但女教授却明显更少……

下面这篇文章从作者自身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一些观点，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别的角度，当然这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可能就大不相同了，毕竟我们能列出来的出柜明星也只有人家的科学家那么多……

同志科学家都去哪儿了？一方面这个问题似乎显而易见，全世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科学家当然是在他们的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做实验啊。另一方面他们几乎集体隐身了。

在阿兰图灵的忌日这个问题被再度提出，但很显然提了也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仍旧很难有科学家进入LGBT影响力人物的名单，比如Pink List(《星期日独立报》发起的一份年度人物名单，比如2013年101名LGBT改变人物）；比如《卫报》的世界骄傲力量名单（100名有影响力的LGBT人物）。

有一种解释是科学研究的环境对LGBT人群较为严苛。1980年代，当我开始开展我的研究生涯的时候，世界环境与现在还有很大不同。“第28条款”(Section 28)仍在法条之中，招聘中对LGBT群体的歧视司空见惯，而且完全合法。

Section 28：198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力推的“第28条款”(Section 28)，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曾赞成“同性恋行为合法化”法案，但她却极力反对媒体、学校等机构对同性恋的正面宣传，于是要求“学校必须教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第28条款”作为修正案列入英国《1988年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Act 1988)。

科学界，人们常常通过你最近发表的论文的质量来评价你，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假使你额头上长出了第三只手，你进入一个全是科学家的房间，他们问你的第一件事肯定是“你在做什么研究？”这并不是科学家们在歧视你。这仅仅表明你的性倾向并不是你身上最有趣的那部分信息。我常常因此而舒了一口气。

我得坦诚，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出柜的同志科学家，虽然我显然是一个gay。对我来说，告不告诉人们我是gay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我根本就不想花费精力去伪装成直男。当我回顾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刚刚成为一名科学家。我丝毫看不出来成为一名显而易见的gay在那种方面限制过我的选择和机会了。

当然，我也许是十分幸运的，或者也许是足够蛮横，成为gay在我的科研生涯之中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同僚们对我和我的伴侣都还不错，并且我认为我并不孤独。当我专注于我的领域时，我遇到了很多其他的快乐的，出柜的LGBT科学家。

所以，如果科学界对于LGBT群体来说至少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环境，那么LGBT科学家显然的隐身到底是什么原因？

很遗憾，我对LGBT群体“出柜”（坦诚职业是科学家）的经历与我之前在科学界的经历有所不同。

当我告诉人们我是一名科学家，他们通常的反应是轻蔑地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很讨厌科学课”（言外之意，请不要再说相关话题，我并不感兴趣）或者人们安慰我说“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名科学家”（我应该将这句话作为一句安慰？）。

我也是一名化学家，所以，我常常发现我个人被认为要为整个社会对于环境毫无节制的破坏负责。或者，我被告知，如果不是源于我封闭僵化的思想和邪恶的药物工业，顺势疗法本来可以让人们免于遭受癌症的折磨（顺势疗法，号称美国第一号医学迷信）。后者令我十分尴尬，因为我自己是被化疗治愈的。

所以，常常我会简单的说，“我是一名教师。”

如果我的经历恰巧别人也曾经历过，那么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科学家很少出现在这些名单之上了。大多数的科学界，医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他们没有机会去谈起他们每天的工作对于世界来说有何意义。虽然他们也不会因为被忽视而困扰。

2014年，也许《卫报》和《星期日独立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至少不是仅仅安排几个人开几个评论板块，在里面谈谈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所作所为有何价值。也许以后能够有一些非常棒的LGBT科学家也可以走出来，到公共场合，从社群中得到他们应得的声望。（翻译｜小Dean）

Tom Welton

伦敦帝国大学的教授，专业是可持续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