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力量：忘／记那些被打破的暗柜

他者认同的途径有可能是陌生且冥顽的，自我认同亦然。赛菊蔻，《暗柜知识论》（1990，页59）

写在最前头，却是最后才下笔。这篇文章原本充满激动的情绪和用语，而就在第一次投稿的隔天，反悔了，因为里面有太多自我揭露，太多原本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公开的秘密”。一出声，便碎一地，那些拆卸又还原的玻璃制品，歪斜扭曲地扎进我的身体。

我不确定能不能把那些“关于暗柜的事”说得清楚，就像我总是苛责自己的无能为力。 “走出去就是一种面对吧？”但我害怕、看不懂眼前要跨越的是什么？不理解别人口中的柜，为何层层交叠、相连，仿佛是全世界，又仿佛只是自己想像出来的空间。

“自己”是主词也是受词，当“我”说自己时，那个自己是“谁”？我认不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的？ “自己”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代名词，从具体的物质生活中汲取着，从相对的社会关系中精炼着，表征着不断磋商、妥协的动态过程。

难免游移不定，每当听见别人谈论“自己”，从别人眼中看见“自己”，猜想自己的样子，念出自己的名字，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自己对话、周旋、保持沉默，以为那是针对外在世界的策略，却又不经意发现自己的身影，游走在每一层柜子的里里外外。

柜柜难破，柜柜破

“他”很不喜欢写抒情文，除了写日记的时候… 最近读到一篇《一个出柜者的告白》，如此老生常谈的内容，却勾起了他好多碎裂的片段，虽然日记中的文字早已抹去了人名和确切时间地点…故事要从五年前，他被爸妈发现的那天开始说起。那是一个失恋的夜晚，翻看旧照片却忘了收拾的烂摊。

“你出去吧！我无法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一样的空气。”这句话，直到今天，他仍旧倒背如流，即使他和父母的关系已经貌似云淡风轻了，甚至能开一点跟他伴侣有关的玩笑话，但他常想，为何他总是抗拒回头看看当时那一脸尴尬的自己。

他想起七年前的某一个傍晚，在校园里被麻吉追着跑，逼问着他究竟是不是喜欢男生：“Come on！我又不会歧视你，讲有什么关系？”他当时懵了，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不想“说”，又不是完全没有向别人提过，但他当时困惑的是，“到底要说什么？”

还有那十二年前的一场告白，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台北独自生活，或许是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跟风赶流行，以为“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结果换来对方一言不发的冷处理，“对不起，我还是觉得有点恶心”，事后收到的那张纸条上这么写着。

他再回想起十五年前，当时好焦虑，觉得整个世界要爆炸了，所以冲进学校的辅导室问：“是不是因为全校都是男生，所以我才会这样？”依稀记得老师回他说：“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之后，他就一直天真地以为“那”真的没什么。

柜外的世界，不精采

另一个『他』，也不喜欢写抒情文，除了想遗忘的时候…

前几天一则《男罹爱滋不敢说　伴侣看到诊断书崩溃》的新闻直冲脑门，使他深陷久久无法散去的低迷。除了像平常一样，理直气壮地加入除罪化的讨论外，忿忿不平之中，我听见他心中那个魔鬼的声音，它召唤着一年前那一连串网路电话的铃声。

“真的对不起，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一个蒸发的故人突然出现了，为了认错。然而不管相隔多远、多久，那重量不曾减轻。 “没关系，听见你还ok，就好了。好好照顾自己。”事后，他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下是如何拾起，又马上决定放下的。

于是，他回想起两年前那一场关于“自行停药”的激辩。 “不要轻易断言所有人的情况”，几个朋友如此批评他。 “你以为我不懂吗？其实我…”一下子有好多话冲出口，满到他无法想像当时为何能如此赤裸，回首时，却只剩下不合逻辑的黑白画面。

想起三年前某个全身发烫的夜里，因为药物过敏，他烧得特别厉害，半梦半醒中，听见男朋友焦急的语气：“不行，不准你放弃。”总是用青春无敌自嘲的他，竟也到了要面对臭皮囊一笔坏帐的时候了，迷迷糊糊之中，只记得当时说了声“谢谢！”

回到四年前那场大雨，他们一起走出医院，演完final check那场戏。 “没事的，你还是原来的你。”那一年，他仿佛流光了所有眼泪，为自己，也为听说过的秘密、见证到的不幸，即使传闻总是化零为整地处理千万种原因，但他知道，自己会撑下去。

柜内的世界，很无奈

文字没有单一的发声方式。作者有他对那个字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听者也有他的权利，以及在作者使用那文字之前，那些赋予文字“其他声音”的人，也有他们的权利。巴赫金，《言说体裁的问题》（1986，页121-122），收录于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有一个【他】，很喜欢听故事、记录第一印象，佯装放空地观察着人生百态。他也不喜欢写抒情文，但他无法假装没有情绪，也无法回避当初决定继续求学的目的，更无法当作事不关己。他经常回头读以前写下的日记，那是他拼凑自己的方式。

其实他知道根本不用多提醒，因为许多念头早已铭刻在灵魂与肉身里。这天，他回想起当年在长安西路塔城街口那神秘的7-11里，听到的许多对话，潜藏了酩酊的醉语、寻欢的呢喃、轻生的怨言、无奈的静默，和三年前随手记下的一段暧昧对话。

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坐在他旁边的位子，无聊地滑着手机；另一名体态较为圆润的中年男子后来匆匆进来，连忙道歉说：“不好意思，加班，让你等很久齁？” “没关系，我们久久才见一次，等一下而已。”“那你有要吃什么吗？我肚子好饿噢！”

“不用，我不饿。等一下！东西先给你。”他瞥见清瘦男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堆东西，“这是给你的，这个是你老婆的，然后这个玩具是给你女儿的。”“你出国还带礼物给他们噢？”“我如果只带你的，不是很奇怪？…对了，你女儿感冒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她前几天还有问叔叔怎么那么久没来。”“我不爱去你们家啊！”圆润男叹了口气，“我当然明白，但偶尔来也没关系吧。反正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啊！”“不然还能是什么？”清瘦男沉默了半晌，“我宁愿在外面跟你单独碰面。”

“嗯…我知道啦！”圆润男连忙把东西收进公事包里，后来嘟哝了几句都听不明白，但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当时的他听得心惊、听得怅然若失，一股激动的情绪涌上，参照自己总是对家人行踪成谜、跟同学保持距离的处境，他突然很害怕老去。

“文字／语言”是很奇妙的符号，它能很孤独存在着，被路人忽略，就像半夜巷口的红绿灯。但它也能大到把周遭的一切都囊括进去，吞噬着提供与接收符号的两端，以及任何其他“藏镜人”。就像那充满画面感的比喻，对，就是巴赫金的“三重奏”。

那一句“对不起”，撼动了他的全世界，他想问圆润男为什么道歉，为什么清瘦男接受了那个道歉，陌生人突然变得不陌生，在那偷听来的简短对话中，他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好多“需要被道歉”的脸孔，其中一个包括他自己，为那离家出走的决定。

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暗柜

最后一个（他）特别愤世嫉俗，尤其是思绪纷乱的时候。自从参加某任前男友的婚礼后，有一段时间，他都毫无理性地厌恶着异性恋的世界。他心想，每个类似的情节和延伸出的各种想像中，里面的人都太压抑也太安逸了，既诡异又真实，既平凡又狗血。

有时候霸道的、主流的想法就像一种传染病，好发于类似的体质和细胞上，而那些骚动的、迷惘的、边缘的，就像是抗体，虽然会使全身痛苦地烧着，却是因为“正在搏斗”。然而，当对手是家人、朋友、伴侣，甚至自己的时候，又害怕会不小心烧过头。

记得有朋友对他说过，“自由就像云顶上触摸不到的东西，或是飘在半空的毛毛雨。”落在人后，不被发觉；下在人前，引人讨厌。一下子，他答不上话。短暂的喘息空间，或许湿润得了草木，却灌溉不了森林，或许能解干旱之苦，却成不了气候。

就像在网路上被分享的每则“生命故事”一样，是不是非得轻描淡写地用“必经的过程”作结，才能正当化、普遍化那青黄不接的理解阶段，包括所有搅和在其中的角色和心中那份缺憾。当听众和读者都是陌生人的时候，他们哭，又是因为触动了什么？

把“自己”放在所谓的大环境中，面对“被迫”作茧自缚的位子，“不然有得选吗？”他这么反问着。那些扭头就走的人们，有的“给”了他second chance，有的却始终再也没有转过身，而他和他们都在挣扎，端详对方的世界，等着看谁的先崩塌。

从柜子里看世界，以为自己随时准备要投降；从柜子外看世界，以为自己从此就都能坦荡。只是，与任何人的任何关系中，每一次交手都是一个抉择，每次抉择的结果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而这也会发生在扮演不同角色的“自己”之间，不是吗？

跋：让“自己”对抗失声

即便当我们独自在房间里书写，面对着“缺席的观众”，我们仍会遭遇到某些很纠结的时刻，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意欲表达的内容，除非能抛开那些“缺席读者”的影响。埃尔伯，《当我说话时，我闭上双眼》（1987，页50），收录于College English第49卷第1期

述说着他（们）的故事，我果然也不擅长抒情文，但我必须倚靠它的力量：一股用来遗忘、承担巨变、回到现实的力量。一笔笔匆忙记下的烂帐，一个个逐渐泛黄的印象，再也看不清楚每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却能记得所有“感觉”起伏的细节。

写在最后。原本这是一篇打算撤回的自白，有朋友建议我写其他人的故事，有朋友觉得我只要改用笔名就好，但我辗转难眠后，决定把它当成另一个待拆的“柜” ，何苦让线上世界的我比在真实人生中过得更遮掩。不过，这其中恰好出现一些机缘巧合。

这天，身边一个好朋友一直心情郁闷着，在他面前总是强打精神、扮演心灵导师角色的我，却忍不住失落了，“对不起，其实我最近也压力很大，几近崩溃了，能不能让我静一静？”这是我第一次向他示弱，我震惊自己竟会承认这份负担。

回到电脑桌前，思考着如何润饰文字中的“第三人称”时，得知家里闹了一场大革命，纷纷扰扰之际，我给弟弟打了通电话。一路以来，最懂我、最挺我、帮我应付风风雨雨的，都是他，但当他面对来自家里的质疑与不谅解时，我却没能陪在他身边。

当我听见他对我说：“我都知道，但我真的好累。”从小到大都顶着一副硬汉形象的他，头一次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 “对不起，躲了那么久，却忘了担子全落在你身上了”，通话过程中，数度哽咽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们之间的柜子…

《共生共存的两张脸谱》也打醒了我，让我留意到一直以来“被无声”的妈妈，站在冷战中的另一极是如此孤独。误用批判思想的我们，据以力争地逼着她接受挑战，不仅将矛盾化约成个人主义式的对抗，也错把矛头指向失去选择自由的受害者。

“我能说不吗？”某次争执中，她怒吼着。一幕幕画面涌现，才惊觉只看见母子关系显然不够，因为她也是女儿、是妻子、是媳妇、是姊妹。 “你还好吗？”我传了个讯息给她，“一切很好，别担心。”我凝视着那道柜子，竟然哑口无言了。

叙事的主体，不论透过书写或口语，往往无法免于那些不被觉察、心照不宣的干扰，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一般，缠绕着选择后的文字和声音，即使是说给自己或最亲密的人听。我们戏称它为“心魔”，却忽略了那就是阻止我们自由表达的最大敌人。

或许埃尔伯指称的“缺席观众”是由“他者”所组成，仿佛只有他者才会妨碍“我”体会所谓felt sense的自由，可是如同赛菊蔻一语道破的，其实自己对“自己”也可能很陌生，如同我几乎快认不得的“他”、『他』、【他】、（他），和别人眼中的自己。

往往以为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隐含着好几种声音，音量不等，来自身体里的、不吐不快的，偏偏我们总想“忘却”它，觉得回忆伤人，迷信岁月能去芜存菁，碾压所有的悲伤。可惜，时间能带走的只有事件，留下来的是不断被烙印的自己。

既然如此，不如说出来吧！即使是说给自己听，即使只有自己愿意听。每一次摊牌、剖开、挖掘、埋怨、谅解，都是一次重建“世界”的机会。就算没有答案（或许就像赛菊蔻观察到的，根本不会有答案），也至少打破自己与“自己”之间层层的暗柜。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述说”背后蕴藏的力量，那是失语时所难以想像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听众，寻求外界的认同，忘了有几个“自己”被落下了。文末，想点播蔡健雅的《十万毫升泪水》给终于完成这篇文章的“他们”和或许也在暗柜边徘徊的你：

满意了吗　你究竟有完没完

你烦不烦　总考验我多勇敢

有那么难　那么幸福和美满

我不贪婪　只求多些夜晚　

不鼻酸　不孤单

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 你都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