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同性恋目前遇到的问题,并非都是法律或者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很多是文化和习俗上的。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改变了,习俗也就慢慢变了。
前段时间出去参加一个10天的禅修,被收了手机,出来后,感觉世界都变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几位同事发起了一个倡导,题目叫:我是同性恋,我不会和异性结婚,参与的人还挺多的,也充满一些争议,BBC还做了一篇报道。知乎上有人问怎么看待这个倡导,我认真的把每条回复都看了一遍,还分享给同事们,让大家兼听则明。
这个世界很有趣,同样一件事,因为时间和地域的变换,会变得不同,当然也会因为每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多元嘛,就是要有不同的声音。
想起10年前,我的朋友Steven跟我讲述他的故事。他199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他的母亲从上海去看望他,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母亲问他,“你是不是搞那种同性恋?”他否认了。那是20多年前的事,他还没有准备好。第二年,他回国探亲,他的美国的朋友说,“这次回去,你最好跟妈妈出柜,一直隐瞒他们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他说,“那我就妥协一下吧,如果他们问我,我就说,如果他们不问,我还是不说。因为问了我说谎是不道德的。”他说,在美国留学前两年都是在浪费青春,整天还在装异性恋,别人给介绍女朋友,还要假装去看。
10多年前,他跟我讲这个事时,我心头一惊,天啦,怎么会有人认为不跟家人出柜是不道德的,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时间再往前看,美国的大部分同性恋者一样走进异性婚姻,我短暂的在美国学习的经历中,遇到当地几位老同志,有一些也曾走进异性婚姻,直到上个世纪80年,甚至90年代才从传统婚姻中走出来。在70年,在80年代,你没有办法去批评老一代的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在压迫中能生存下来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放在几个极端的穆斯林国家来看这个问题,可能更容易说明白。在同性恋可能被处死的国家,谁都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出柜”,如果他们有同志运动的话,可能先争取把死刑去掉更为重要吧。谁去那儿倡导出柜,估计会被骂神经病。策略总是跟时代和环境连在一起。
回到中国,1997年之前,谁敢说他是同性恋呢,说了可能要被抓走坐牢。10多年前,我跟一些传统媒体合作,想推动一些同志议题的报道,要找到可以出镜的同性恋非常困难,全国好像只有那么几个人愿意出镜,那个时候,出镜的同性恋放在今天都算是网红了,有个同性恋节目,大家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别说同志,现在就是同性恋家长已经很难成为网红了。
十年,不长不短,世界确实已经变了!
中国的同性恋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性倾向而去坐牢了。我想大部分同志在讲述同性恋话题时,不用像侦察兵一样,警惕的四处探望,还要用手捂住嘴。要是有谁敢说同性恋是病,我们都恨不得上去抽他,同性恋任人辱骂的时代已经掀篇了。现在,全国有多少同性恋盯着,谁敢歧视同性恋,就把TA告上法庭。对于上一代同性恋者来说,这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城乡差异,个人的生存环境差异肯定存在,但谁都不能否认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同样的环境下,个体的承受力,个人对自我的接受程度,个人的诉求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把自我的恐惧,个人的纠结,都推给外部环境是最容易为自己找到的心安理得的借口。
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我想说,这年头,年青的同性恋跑去找个异性结婚(非形婚),还振振有词的说他有权利跟异性结婚,我觉得这不仅是权力维度上的问题,还应当包括人品维度的视角。
诚然,公益机构要关注大环境的改变,但中国的同性恋目前遇到的问题,并非都是法律或者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很多是文化和习俗上的。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改变了,习俗也就慢慢变了。
单就这次倡导而言,我觉得,“我是同性恋,我不会和异性结婚”,是一个中性的表述,认同者参与嘛。
不能一方面大声呼喊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但同时还要求保留自己有伤害他人的权利,这个听上去还是挺难理解的。
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社会问题,结构性问题,反正,都不是我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作者:阿强 微信公众号:aqiang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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