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男性行为”(MSM)成为近年来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全球艾滋病研究的权威学者何大一教授称,在国内HIV传播最严重的是男同性恋人群。多个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的感染率是6%到10%,每100个HIV阴性同性恋男人中,将有6到10人一年后会变成HIV阳性,这个数目是美国的十倍。
近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新闻链接:高校大学生男男同性传播艾滋病上升较快),其中称: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今后学校将把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将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
的确,“男男性行为”(MSM)成为近年来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其占比的陡升让人吃惊。以北京来说,在2014年2932例新报告病例中,性传播的占95.3%,其中男男同性传播的占73.5%,而异性传播只占21.8%。而在2006年时,男男同性传播的只占22.8%。
今年4月,全球艾滋病研究的权威学者何大一教授称:在国内HIV传播最严重的是男同性恋人群。
多个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的感染率是6%到10%,每100个HIV阴性同性恋男人中,将有6到10人一年后会变成HIV阳性,这个数目是美国的十倍。
可见,针对“男男性传播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渠道”的现实,卫生、教育部门干预校园艾滋病疫情是必要的。
虽然这么多的科学统计数据摆在眼前,但在谈及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甚至还不是谈国家干预)时,却似乎总容易构成某种“政治不正确”,似乎对于艾滋病只能安全地谈“反歧视”。
当然,不应该将同性恋与艾滋病画上等号,但同样不能无视男男性行为已经成为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的现实,这不能叫“污名化”,也不是歧视,而是国家、社会对于疫情、对于高危行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为男男同性恋的性伴侣更换较频繁,再加上无保护性行为,才导致易受艾滋病毒感染比例畸高。比如,2008年5-8月,研究者在广州市共招募了379名男男性行为者(MSM),其中无保护性交发生率高达60.3%,HIV感染率为5.2%,现症梅毒感染率为17.5%。
而另一个有意思的现像是:《全国艾滋病及性病防治数据信息年报》提供的数据提示,中国大陆女性卖淫者因为普遍采取防护措施,总体HIV感染率甚低。
所以,性取向与感染HIV没有直接关系,真正要纠正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方面国家应有所作为。从之前对卖淫人群的疫情干预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下一步有必要对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防艾干预。
但是,在如今时尚的话语圈里,同性恋似乎成了天然的“政治正确”,不容将之与艾滋病联系起来谈论。比如,在今年7月复旦大学军训动员大会上的艾滋病讲座中,有人提到一句“男同学要努力培育异性恋的性取向”,结果引发舆论抨击。这个表述当然有问题,但至少就大城市而言,男男性行为已经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国家有责任行使“生物权力”干预——当然干预的指向应该是不安全的性行为本身,而不是性取向。
总之,不谈男男性行为(特别是无保护性行为)事实上的高危性,不谈性道德、性责任,只吟风弄月,或者拿着舶来的知识、抠字眼搞“反歧视”,不是对公众健康——甚至不是对同性恋人群——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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