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为何当年非要出演程蝶衣？

“ 我做《胭脂扣》的十二少和做《霸王别姬》的程蝶衣，其实都有迹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我就是我，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　　一九九三年由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是张国荣最具体的易装演出。这部电影开拍的初期，戏中乾旦程蝶衣一角，导演原本属意由拥有京剧底子而又具备国际市场价值的尊龙担纲，但后来因种种条件无法达成协议才改由张国荣主演，而在这选角与磋商期间，张国荣为了能成功争取程蝶衣的角色，故意替《号外》杂志拍了一辑青衣造型的照片，借以显示自己“女性造型”的可塑性与可信性。然则，张国荣何以要费尽工夫与心力争取“程蝶衣”这个角色呢？而程蝶衣的性别易装对他来说，又代表了什么意义？从舞台上演出者自我投射的角度看，张国荣的易装又如何颠覆了这部电影潜藏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呢？论者讨论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时，多从国家的论述和(中国)文化认同上看，少有从同性恋或性别易装的问题上看，甚至有论者指出《霸王别姬》表现的是“政权朝移夕转，可是中国不变 ”，并且透过程蝶衣这个角色，引发一连串的认同过程：“程蝶衣→虞姬→京剧→中华文化→中国”，表现的只是一个空洞的、想象的中国。这些论述，触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论者没有顾及电影《霸王别姬》背后还有一个原著小说的文本，李碧华这部《霸王别姬》小说与陈凯歌的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显露的同性恋意识比后者来得自然和开放，而后者在扭曲同性恋的关系之余，同时又把原著中有关香港的场景彻底抹掉，变成是导演个人对历史和同性恋纠缠不清的心结；第二，在上述一连串的认同公式上，张国荣作为性别易装者的媒介位置究竟在哪里？换言之，是我们如何看待张国荣易装演出的主体性？正如张国荣指出：“我做《胭脂扣》的十二少和做《霸王别姬》的程蝶衣，其实都有迹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我就是我，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所谓“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是指表演者与角色之间的认同关系，换句话说，在阅读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每趟的易装演出，例如他在京剧舞台上扮演的虞姬、《贵妃醉酒》里的杨贵妃和《游园惊梦》里的杜丽娘，都必须联系张国荣作为易服者的主体意识，从张国荣这种自我投影的演出方法，可以看出这些易服后的女性人物，实在已包含了表演者本身的性别认同。《霸王别姬》讲述乾旦程蝶衣在政治动荡的时代里，跟师兄段小楼(张丰毅饰)纠缠数十年的恩怨爱恨，他不但以戏台作为人生的全部，甚至期望以戏中才子佳人的角色与师兄长相厮守，无奈段小楼流水无情，心中只属意菊仙(巩俐饰)，以致程蝶衣的付托如落花飘零，无处归落，因而更致力抓紧舞台上的刹那光辉，期求戏台的灯彩能恒久照耀他和小楼的爱情传奇。从这个同性爱情的脉络看，便可察觉蝶衣的“乾旦”身份不但是戏曲演艺的行当，其实更是他本人性别的取向，他沉醉于虞姬、杜丽娘等古代女子的命运，每趟扮装易服，都展现了他/她对小楼的情愫，套用电影中袁四爷(葛优饰)形容蝶衣的说话，那是“人戏不分，雌雄同在”。事实上，蝶衣对“戏台”的迷醉已达入艺术最高的疯魔境界，那是以身代入，执迷不悟，至死不悔！小楼骂他“不疯魔不成活”，他也默然承受，而且甘愿泥足深陷，因为对蝶衣来说，没有人戏可分的世界，人即是戏，戏台也就是人生。因此，他可以无视于现实环境的限制、时代剧烈的变迁、政治风起云涌的波涛，而只一心一意终其一生的在台上演好虞姬这个女子的角色，侍奉在心爱的霸王(段小楼)身边，当这份情爱无法实现时，他只能选择死亡，仿照人物的结局，用自刎的方式完成戏台人生最后圆满而完美的落幕。当然，程蝶衣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戏内戏外的界线，无法在时代的洪流中把捉真假难辨的爱情，但他一生的艺术意境也在于这份执迷，一种人戏融合一体的升华，“易装”的每个身段就是他的本相，而他的本相也投影于虞姬、杜丽娘、杨贵妃等众多女子的举手投足间。张国荣的妩媚演出，无论是随意的回眸、低首的呢喃，还是板腰的娇柔无力，或悲怨的凝神，都活现了这些女子(以及程蝶衣)内心层层波动的情感，而让观众人戏不分的自我投影——我们在看程蝶衣的易装，也在看张国荣的变换性相，程蝶衣与张国荣也融为一体，恍若是张生而为蝶衣，而蝶衣也因张的附体而重生，可一不可再。李碧华曾经说过，她笔下有两个角色是因张国荣而写成的，一个是《胭脂扣》的十二少，另一个是《霸王别姬》的程蝶衣，这种“度身订造”的人物形象，进一步说明了程蝶衣与张国荣不可割离的艺术结合；反过来说，导演陈凯歌也曾经言明当世之中除了张国荣，根本没有人能替代演出程蝶衣的角色。至此，所谓 “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既是程蝶衣的人生写照，也是他/她与张国荣的镜像关系，是艺术境界中最深刻、最蚀骨销魂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