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为什么选择同性爱。 我在《亚当的两条路》这篇文章里写道,亚当在面临两条路时选择了其中一条,从而遇见了夏娃,如果他选另外一条,他只有和另一个亚当走下
再回到同性爱的话题。如果有一个历史时期,以同性爱为正常,异性爱倒反是不正常的,那么异性爱就是不道德的。这个假设逻辑的结果是不是很奇怪?--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这奇怪的话,为什么现在对于同性爱不道德的指责不是奇怪的呢?
我举了这么一些例子,只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道德?也许大多数人认为对的就是道德的,但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不一定是对的,更何况有些事情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宽容与否之别呢?
不仅仅是同性爱,现在对于安乐死也在进行道德与否的争论:是看一个病人受尽病魔的折磨呢,还是帮助他快些死去?结束别人的生命是不道德,眼睁睁看别人痛不欲生也是不道德,从两条不道德的路中如何才能选出一条道德的路呢?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等到有一天,人们认为实施安乐死不再是不道德的,对那些无可挽救的人不实施安乐死才是不道德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中选出道德的结果。
也许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不是"是"即是"非"的选择,因此当遇上道德中的"两是"或"两非"的问题时,不免产生了"道德危机"。
伏尔泰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利。"而我们也许该说:"我不赞成你同性爱的选择,但我誓死拥护你选择同性爱的权利。"--因为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给别人才是不道德的。
三、我的压力从何而来。
在当前的情况下,同性爱者当然要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压力从何而来呢?也许有些人会说:我并没有给你压力,是你自己感到压力。这话好象是对的。我现在之所以不敢坦坦白白地选择同性爱这条路,甚至不敢对别人承认自己的同性爱--就象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写的,过一种"匿名生活",是因为我感到一种压力。我不知道这种压力从何而来,我只是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它在我心中存在。那么,就算它只是我心中的压力好了。
但如果有一天,我决定选择同性爱这条路,我要同一个与我两心相悦的同性一起生活,首先的压力将来自我的家人:他们或许会对我进行劝说,或许什么也不说,但让我感觉得到他们心中的伤痛。我可以不在乎别人的风方言风语,但我在乎我的家人的想法--我不愿意让他们为我担心,不愿意让他们为我痛苦。因此,也可以说我心中的压力来自我的家人。
然而,我的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快乐吗?当然不是。假如我告诉家人,选择同性爱才会让我感到幸福,不然我会痛苦一生,他们会默认我的选择。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将和我一道来承担压力。如果我的压力只是来自家人,到了这一步应该是我得到了解脱,他们也没有了压力(他们本来就没有压力的)。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家人之所以不赞成我去选择同性爱的道路,要么是因为他们受了所谓"道德"的约束,要么是他们也感到了压力。所以,只能说,最终的压力其实是来自社会,来自"同性爱不道德"的"道德观念"。
现在不再认为同性爱是"病态",而只认为因为同性爱所产生的精神疾病才算是病。精神疾病又从何而来呢?如果是因为恋爱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引起的,这无可厚非,只能怪自己精神不坚强——很多异性恋也会有这种情况。但如果疾病来源于社会压力,比如说不让人家正正当当地爱一个自己所爱的,或者对一对相爱的同性爱者施以讥讽白眼,导致别人产生了精神疾病,然后再说:"瞧,同性恋都有病!"这就象莫泊桑在《羊脂球》里所写的伪君子,逼别人做不道德的事情,然后又用道德去指责,这样的人是没有指责别人的权利的。
四、我为什么无可指责。
六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呼吁社会对同性爱宽容一些,让他们能够坦然地去接受治疗。写这篇文章的最初想法是因为看了一些报道,说同性爱是可以通过治疗来改变的,比如"厌恶疗法"。但十年过去了,医学有了很大进步,却没听说有哪种治疗方法能够彻底地让同性爱者变成异性爱者——无论是生理治疗还是心理治疗。如果有一天,有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改变同性爱者的这种倾向,而社会还是不能容纳同性爱的话,我相信许多人都会选择治疗这条路。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的确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不是医生,也不是神,如果我不能自救,别人又救不了我的话,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同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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