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不止一个老外朋友这样对我说过:和中国人不能谈生意,也不能和中国人谈政治。关于前者,与近年来中国毁誉参半的商业信誉和产品质量有关;至于后者,则与华人对参政议
曾不止一个老外朋友这样对我说过:和中国人不能谈生意,也不能和中国人谈政治。关于前者,与近年来中国毁誉参半的商业信誉和产品质量有关;至于后者,则与华人对参政议政漠不关心的政治生态有关。
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偏颇,甚至有些刺耳。仔细想来,却倒也并不失实。中国人骨子里逆来顺受,相比于坐而论道大谈特谈政治体制,中国人更关心身边的那点儿家长里短;中国人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十分倦怠但又异常依赖,小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呈现高度粘性,却难以实现规模效应,直接导致了华人群体在整体上的貌合神离,以至于无法真正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种奇怪的政治生态在中国同志群体身上则尤为明显。
很多同志对同志公益事业不感冒,并非是因为他们认为同志公益事业不重要,而往往是存在着“我能力有限”或“少了我一个也无妨”的心态。
这些人殊不知,在历史上,很多被同志群体乃至被整个社会誉为平权英雄的人物,还有那些最终推动了社会变革和变法的人物,都曾跟我们一样默默无闻,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小人物青史留名
5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反恐同日,这一创立自2005年的纪念日已俨然成为世界性的节日。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是,创立世界反恐同日的幕后英雄是一位年仅34岁、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的黑人小伙Louis-Georges Tin。
法属马提尼克岛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经济落后,民风凋敝,岛上甚至连一家同志酒吧都没有。Louis-Georges Tin1977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等收入家庭,父母是中学老师,且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当他10岁时就发现自己对同性的倾慕,但接下来的10年里,他不得不把这一秘密埋藏心底,直到19岁在巴黎上大学时才正式出柜。令他倍感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和朋友都最终接纳了他。但令一心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的Louis-Georges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他在大学内正常的执教工作和学术研究被百般刁难,他甚至曾一度打算放弃学术研究。面对着来自社会的歧视,Louis-Georges以非常激进的状态投身到公益活动中去。2003年前后,Louis-Georges萌发了创设一个节日以纪念1990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目录中删除的想法,2004年他正式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并得到了全球2万4千人和大批著名的同志组织的签名支持,从2005年5月17日开始,一年一度的世界反恐同日活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年的这一天,无数世界各地的同志会以游行、集会等各种形式走上街头,呼吁消除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仇恨和暴力行为。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的美国同志组织“美国同性恋亲友会(PFLAG)”的创办者Jeanne Manford是一位干了30年小学老师的纽约普通妇女,作为同志母亲,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暴徒袭击而警察站在一旁置若罔闻时,她向报社控诉的一封信让她一夜成名;1984年美国人权奖获得者John J. McNeill年轻时是在二战中被德军扣押的战俘,在近40岁时才有了牧师的正当职业,因为他长期坚持从宗教层面研究并肯定同性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最终被教会驱逐;创办美国最大同志组织“美国人权战线”的创始者Steve Endean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在成为美国政坛首位同性恋说客之前,他一度穷困潦倒,不得不在同志酒吧当前台帮人看管衣帽度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说明就算名留青史的同志领袖们,也往往都曾是不受人关注的小人物,但他们身上唯一共通的一点是他们对爱、自由和平等信念的强烈的向往和追逐,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权益的伸张,更多是整个同志群体的福祉。就像Steve Endean曾说的那样:同志群体内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而不仅仅是我身边认识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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