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朱慧珍在女儿自杀身亡数日后,站出来挥舞彩虹旗,代替她出柜的这一幕,教人心酸、惊愕、感慨、感动、沉痛,五味杂陈。 为什么不是年轻的女孩勇敢
艺人朱慧珍在女儿自杀身亡数日后,站出来挥舞彩虹旗,代替她“出柜”的这一幕,教人心酸、惊愕、感慨、感动、沉痛,五味杂陈。
为什么不是年轻的女孩勇敢宣告自己出柜,而是身后由母亲代她吶喊告白?而台北这个在国际上享有“同志友善城市”之誉的都会,有没有浪得虚名?
朱慧珍是在查证女儿生前最后两分鐘的两通关键电话后,确认是为情所困跳楼,因而决定帮女儿出柜,承认其同志身分及未圆之爱情。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不如说是她试图帮助女儿解脱尘俗未了的禁錮。另一方面,我们也寧可相信朱慧珍是选择了宽容,让女儿密友和其家长不必因这次死亡而背负心理的枷锁。
朱慧珍这支彩虹旗无论如何是挥得太迟了。但是,对于许多仍躲在暗柜中不敢作声、或明知自己儿女是同志却拒绝让他们开门的人,这至少是一次椎心的忠告,甚至是一种替代的救赎:不要让“同志”变成是需要以死亡来换取的身分证。
能不能把同性恋、异性恋看成只是像单眼皮、双眼皮一样的“差异”与“平等”?这是一件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事。表面上看,近年来台湾女性主义运动勃兴,性别议题多元,每年的同志大游行大胆繽纷多彩,在在表现出一种开放、进步、活泼的形象。这些进展固然可喜,但若深一层看,除了女权及性别运动者努力打造的这些光鲜成绩和仪式性的成果外,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跨性别的理解与接受,究竟到了多“友善”的程度,恐怕还是一个莫大的谜。否则,深受同志之爱之苦而寻短的事件,为何仍时有所闻?
台北和曼谷、东京近年连续被国际同志杂誌评选为亚洲的三大“同志友善”城市,而因曼谷和东京过度偏重情色取向,又更凸显出台北非商业化的不俗,这和台北的人文情味应该息息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虽在抽象及理念的层次逐渐接受了同志情爱及同志权利的主张,对于外国同志伴侣来台也毫无条件地展臂接纳;然而,一回到实质个人或家庭伦理层次,许多人对于同志的理解和接纳,似乎马上又降回了传统的标准。
在“同志友善城市”的美名下,藏著这样的“外宽内紧”的双重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吊诡。这样的心理,就好像说:谁是同志都没关系,只要不是我家孩子就好;基本上仍把同志视为异端,是难以启齿之事。这种心态,自无法产生真正的同情、理解与认同,遑论友善。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各种压力,除了学习课业,还有感情的魅惑和困扰,乃至摸索自身性向的游移和恐慌。这些问题,除了同儕间的倾诉,主要有赖父母及家庭成员的疏导及扶持;但不理解的亲长,却往往假关爱之名剥夺孩子选择的自由。朱女生在单亲家庭,从小即备受同学异样眼光;而她的同志倾向虽有母亲的理解,却因难获对方家庭接纳而失去对人生的所有眷恋。对一个廿多岁的女孩而言,“同志之爱”岂该当如此沉重之罪?
美国总统欧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影响所及,美国支持同性婚姻的民意已上升至五成三,比起六年前的三成六高出许多。在美国,同志婚姻仍是一个敏感议题,政治人物若操作不当,可能引起极大的反效果。但从大势看,对同志的包容、理解已然更上层楼,走向承认同性婚姻,目前已有数州通过立法。对台湾而言,至少该在“同志友善”这个标籤上做到表裡一致、名实相副吧。
当朱慧珍哭著挥舞那支小小的彩虹旗时,其实是很需要力量的。她把自己失去的爱,化为对所有不堪“同志”原罪重荷者的鼓励和支持,她戳破了台北“同志友善城市”的虚矫,同时也教给我们“承认”和“原谅”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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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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