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骄傲节：当“洋玩意”遇到本土化

1969年6月27日晚，纽约市数名警察进入格林威治村一家名为“石墙”（Stone Wall）的同性恋酒吧进行临检，像以往一样逮捕了几名未带身份证明的男女同志，并驱散顾客。那个年代，警方的类似行动司空见惯，接吻、牵手、甚至在同性恋酒吧出现都可能成为被逮捕的理由（新闻链接：朱迪·加兰（Judy Garland）与同志石墙事件）。但这一次，同志们已忍无可忍，与警方暴发激烈冲突，被称为“石墙事件”。

一年后，一万余名男女同志在纽约举行大规模游行，纪念“石墙事件”，并要求同性恋的法律地位与平权。 此后，每年6月被全球同性恋者视为同性恋自豪庆典的一个月份。近年来，在中国内地多个城市，也开始举办“同志骄傲月”活动。

常常有人问我：“同性恋有什么好骄傲的？”英文pride（骄傲）在中文里含有一层“贬义”，意思是自以为了不起，但同时还有“自豪”的意思。我想“同志骄傲”含有对自我身份的肯定，如果你了解同性恋曾经走过的历程，你就会知道，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站出来真实的做自己有多么不容易。一个人能为祖国自豪，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自豪呢？

在上海，“同志骄傲节”已举行至第5届，今年被称为“Pride 5”。作为同志骄傲节的先行者，他们除了要面对“有什么好骄傲的”质疑之外，还要面对“这是谁的骄傲节”？

上海律师周丹近日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公开表示“反对外国人和外国机构以中国或者中国某地名义在中国举行外国政府认定的‘同志骄傲月’活动。”

同志骄傲月活动，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普遍举行，它最早恰恰源于民间社会自发纪念“石墙事件”。每年6月的同性恋者自豪活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举办了几十年，笔者曾参加过洛杉矶第41届同志骄傲节活动，超过50万人参与，组织者皆为民间机构人员。

同性恋运动本身具有全球化特性，中国的同性恋社区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举办类似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循序渐进地推动同志权益，这正是上海这个国际化都市的优势所在。

上海骄傲节参与者构成，这几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据主办方介绍，骄傲节在5年前开始举办时，组织和参与者多是外籍人士。但今年，骄傲节100多位志愿者绝大多数是在上海生活的中国人。参与者中本地人已是绝对多数，上海骄傲节没有一位受薪的员工，所有人皆为志愿参与。6月22号下午，我去上海参加了“同志骄傲节”的一场讨论会，现场100多位参与者，只有不到10名外籍人士，中国的年青人占了绝对多数，还有7位同志家长。现场提到的问题，也多是如何与家人沟通，怎么争取同性婚姻等。

据统计，今年的上海骄傲节开幕式和闭幕式均吸引了超过1200人参加，从社群参与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基于外部环境因素，国内同性恋还不能走上街头公开庆祝，所以用一种娱乐的元素吸引更多人参与、提升自我认同，提高同志群体可见度，是当前务实可行的做法。

另外，举办活动需要经费，中国同性恋组织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难以获得国内基金会的支持，更别提政府机构支持。而上海骄傲节，在筹资方面的积极开拓也值得赞赏。他们除了得到几家在沪的领馆小额支持外，通过举办party向私人筹款，与企业合作筹款，资金来源已趋于多元化。与其质问“是外国机构举办‘同志骄傲月’”，不妨换个角度看，是上海骄傲节组织者，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合作伙伴。谈论中国问题，需要考虑当下情境。目前，同志机构筹款渠道狭窄是不争的事实。

“骄傲节”、“反恐同日”等很多活动借鉴自西方，作为一种动员更多人参与的方式，的确需要在本土化、多元参与、倡导等多个角度做一些调试，找到更适合本土化的定位，最广泛的动员本地社群参与其中。

但也要看到，中国同志运动起步不久，同志骄傲节在上海，在中国也只是开始，算是婴儿期。就像一位新浪网友所说，“与其现在就划地为营，不如看成磁石式的吸引”。

把上海骄傲节说成是“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在中国举行外国政府认定的‘同志骄傲月’活动。”是不客观的，也是对100多位本土志愿者的不尊重。更何况同志骄傲活动是全世界各地同志的内在需求，骄傲做自己不分国籍与地域，也无需任何政府来认定；同志骄傲活动，何必问姓社还是姓资，只是作为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表达方式罢了。

在国际化的上海，看到几个洋人参与活动，就大叫不与洋人为伍的自卑、狭隘心态，与恐同者的无知和狭隘并无二致。（夫夫生活 文/阿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