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群日益“特殊化”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从非常态、非常规的特殊体制转入常态化、常规化，融入现行社会体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分析》提出的主要观点。细说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

　　这份报告是研究者深入云南、四川、河南和北京等地调研后形成的，其中，云南和四川是毒品传播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传播的代表，河南是血液传播的代表，而北京则是正日趋增多的男男性行为传播的代表地。艾滋病人群日益“特殊化”！

　　报告的主撰写人、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研究员日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艾滋病防治模式已经带来若干问题，突出表现就是艾滋病及受影响人群日益“特殊化”，这成为我国艾滋病防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瓶颈。

　　报告解释说，所谓“特殊化”，是指针对艾滋病病种及受影响人群，从上到下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指定专门的医疗单位，配备专门的医务人员，出台专门的关怀救助政策，从预防干预、医疗救治到救助帮扶，自成体系。例如研究人员在河南的调查发现，艾滋病重点村普遍设有两个卫生所，一是专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一是主要服务于普通村民常规疾病的。两者可谓职责清晰、对象分明。报告分析认为，把艾滋病及受影响人群日益“特殊化”，排除在现行社会体制之外，其危害至少有三：

　　第一，偏离现有防治体系，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过分突出艾滋病的特殊性，反而导致艾滋病的慢性传染病属性越来越淡化，防治工作的政治属性越来越强化。而且，还会导致地方政f投入越来越少，完全依赖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央转移支付，资源配置和防治需求严重脱节。其结果是，艾滋病防治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受限，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在多部门协调和低效率的专项工作上。

　　第二，形成不正常的“特权阶层”。与普通传染病病人相比，由于宣传方式特殊、看病场所特殊、救助待遇特殊，久而久之，艾滋病患者和医务人员都会形成一种与常人不一样的感觉。具体而言，艾滋病患者认为自己不同于普通病人，政f应给我免费药物，直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帮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艾滋病医生也觉得自己与其他医生不一样，我是救治艾滋病病人的，政f得保证我不出事，还得给我发奖金。

　　第三，不利于引导一部分艾滋病患者改变报复社会的危险行为。艾滋病的性传播方式主要通过个人行为，难以用强迫的方式控制。要减少一部分艾滋病患者的有意性传播，必须改变将艾滋病易感人群陷于危险境地的文化、价值和做法。艾滋病防治“特殊化”的做法，破坏了整个人群对艾滋病防治的理解和广泛提高认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特殊政策与自己有关，由此导致的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效果与早期将艾滋病污名化相去不远。因为，当普通人自发、自觉地与艾滋病人划清界限、将其边缘化时，艾滋病易感人群就陷入被大众社会抛弃的危险境地。艾滋病防治可纳入现有的医疗和保险体系。

　　报告提出艾滋病防治常态化的主要思路是：将艾滋病防治工作融入现行社会体制，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残疾人服务等现行公共服务体系中进行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实现常态化运行、常规化管理。

　　报告认为，艾滋病是慢性传染病，因此，抵御艾滋病既需要医疗体系，又需要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将艾滋病防治融入医疗卫生体系，不仅有利于艾滋病病人的治疗，而且有利于易感人群的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其次，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比一般人群更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和来自社区和家庭的关爱。而这些制度采取的都是普惠制，并非只针对某一群体。因此，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能以很低的个体成本利用这些普惠的政策和制度，用这些制度解决就业、养老、医疗、康复、入学等问题。